2009年4月1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时，著名影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说错话也有影响力。此言一出，惹得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潮。大陆网友不高兴，有的甚至发公开信联署抗议；香港居民不高兴，若不是香港这“很乱”的自由社会，成龙何来今日之演艺成就；最怒不可遏的是同样“很乱”的台湾，连一向齟龉不断的蓝绿阵营也难得炮口一致，国民党“立委”邱毅讽刺成龙是“戏不卖座，制造话题”，民进党则认为成龙“没有民主信仰，思想中的奴性也很重”。

如此都有意见，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关注公众人物的言行，尽管他们隔行发言时经常会贡献一些“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式的笑话；另一方面，想来时代真是有了大进步。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二十世纪之后，两岸中国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国家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国家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中国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上世纪初，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两年后，孙中山讨袁失败。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中国“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革命”失败决非中国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暴露了他对暴力革命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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