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贾樟柯在香港谈集体记忆，一来是因为这四个字在香港很流行，二来是他近作的主题之一就是集体记忆。

看过《二十四城记》或者读过《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的人都会发现，那里头的「集体记忆」不只是一般意义下的集体记忆，不只是某个社会群体关于往事的共同回忆；而且它所记忆的根本就是一种叫做「集体」的东西。那种「集体」曾经遍布神州数十年，在里面，工人和农民集体地生活，集体地吃喝，集体地成长，集体地工作，然后集体地老去；再分解成一粒粒细砂，随风飘散，跌落在时代的阴暗角落。

为甚么一度巨大到不可回避的「集体」会被整个社会集体地遗忘呢？为甚么有过这种「集体」经验的人有口难言，说不出自己的故事？和贾樟柯聊过，我才发现，要在这刚刚逝去不久的「集体」残骸里钩沉往事，寻掘真相，竟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

梁文道（梁）／贾樟柯（贾）

【工人阶级与集体生活的消逝】

梁：为甚么会有《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这本书，又为甚么要拍《二十四城记》这个电影？

贾：其实我大概在99年的时候就想要拍一个关于工厂的故事。因为九十年代中以后，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里面，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遭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大量工人下岗。这个变化今天说起来比较轻松，但是如果大家了解工人过去在中国社会里面的位置，和他们的生活状况的话，就会很惊讶。因为工人曾是一个高收入群体，计划经济之下不愁产品卖不出去，他们收入很稳定，也有很好的福利。这个时候的工人跟今天我们想的，譬如说东莞的一些工人在概念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跟工厂的关系，不单是一个劳务的契约关系；他的出生，甚至他的生老病死，这个工厂跟他都是有关系的。譬如说我拍的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任务人出生在工厂的医院，上幼儿园是在工厂的育幼院，然后小学、初中也全都在工厂的子弟学校，中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在工厂里面工作；接下来养老，甚至送终，全部的生命过程都在这个工厂内完成，工厂也会给他们这些保证。当体制改变之后，他们在这个经济发展愈来愈快的时候就变得非常边缘化了。一方面是收入很低，再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位置的改变，令他们心理上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当时主流媒体有一个很荒谬的说法，就是把责任推到工人身上，说是因为你们能力不够，优胜劣汰。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叫《工厂的大门》，电影始祖卢米埃尔兄弟就拍过一个《工厂大门》，我想用同样的一个名字。那是一个完全的剧情片，两个朋友一起入厂，跟同一个师傅当学徒，差不多同时结婚，也差不多同时生小孩，之后同时下岗。下岗之后想了一个自救的方法，就是去很大的一个服装市场零售衣服。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两家人产生了矛盾。我写完这个剧本之后，觉得其实跟《小武》挺像，最终还是谈钱，它太过停留在社会的表面，无非就是生活很困难呀，因为钱的问题闹翻了，因在主题上我并没有找到新的东西，就搁置了这个片子。一直到06年底的时候，《三峡好人》已经拍完，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在成都，有一个很大的工厂的土地被卖给了房地产公司。我当时是被一组数字震撼，原来这个工厂有五十多年历史，三万多职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十万人。我生活的那个县有四十万人，但是那个工厂已经有十万人，它只是一个工厂呀。一年之内工厂全部拆掉，一个新的楼盘就建起来了。通过这个数字一想，毛骨悚然 ─所有他们生活记忆的空间，十万人生生死死的那个空间，就像被风吹掉一样，一点痕迹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就想，为甚么不重新拍一个工人的故事？其实打从九十年代以来，大家就一直在谈论下岗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一次除了下岗，它还有一个很复杂的课题，那就是过去计划经济里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70年出生，77、78年刚刚上小学，还记得爸爸妈妈的会议很多，每天都要开会，然后我跟我姐姐两个人，一到晚上家长回不来就很害怕，有一种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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