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自己整天锁闭于家中，不愿到光天化日之下去。瘪着肚皮躺在竹床上，后脑勺枕着交叉着的双手，两腿无力地劈开，向两旁歪倒着光脚板，脑海里常常是—片空白，要不，就总是回忆那—幕幕在红瓦房中所发生的往事。倒无绝望，只是觉得世界很无光彩，人活着实在不是—件太有意思的事情。少数时候，自己还会夸张地去酿起颓废与悲哀来，甚至廉价地流出一些冰凉的眼泪。

生产队已经将我编到—个劳动小组中去了。在无人的屋后，我开始收拾担泥的柳筐、担粪的木桶，开始在砂石上磨铁锹和镰刀，并让母亲去邻居大爷家要回两双草鞋。我看到了自己的前程：将在这块贫瘠无趣的土地上劳作、磨难，直至终了。

然而，人生实际上是根本不可预测的。生存的过程变成了一连串的偶然。就当我要平心静气，甚至要死心塌地地做定自己的角色时，大队干部忽然送来个通知，让我读高中去。我将那通知看了又看，觉得这件事不可能，便冷淡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来人说：“杜长明下台了，汤庄的那个汤文甫夺了权，将录取的名单重新审核了一遍，刷下去几个，又补上来几个。”就这样—个小小的颠覆，我才进了黑瓦房，并将我未来的历史写成了另外的样子。

汤庄离油麻地镇三里地，是一个大庄子，几千号人聚集一庄，一律汤姓。汤文甫曾是汤庄人的骄傲。一九六四年夏天，他考取了本省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当时，汤姓人家都凑了钱，作为他的路费和读书时的费用。他离家时，是全庄好几百号人敲锣打鼓将他送到油麻地镇的船码头的。汤庄人如果在某处听到有人议论汤文甫上大学的事，就会情不自禁地说：“汤文甫是我们汤庄的！”为了加强荣耀感，还会补上一句，“我家就住在他家后边。”但汤文甫上学还不到一年，就很丢人地被学校开除回来了。原因是他与班上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做勾当，被班上的几个男生活活地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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