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红楼梦》。她酷爱《红楼梦》,常常背诵几句 “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
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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