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允许回家一天的事情，在劳改队若同一次精神地震，在我的同类们中间，被视为解禁的一颗信号弹。我归队之后，在菜园的劳动中，又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董和高一连几天没有露面。据门口值班员透露：这几天头头们在场部开会。

本来在菜园干活就十分轻松，篱笆圈里就成了议论天下大事的园地——比如，1962年1 －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人们还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它的余音，并把我的回家与中队头头们的连续开会的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央在1962年8月，已经开过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的调子已然从纠“左”又转向了继续反右（彭德怀上书中央的问题，被毛泽东提到了会议日程上。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其内情，也是盲目乐观。自作多情的一个原因），老右们似乎只记住了形势有利于自身处境的一方面，而忘却了不利于自身摆脱困境的另一面。因而，我们的梦幻常常是空中楼阁——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前文提及过的那几位十分理性的同类，依然故我地表示出淡漠的态度之外，多数同类都认为，解决老右问题的时间已然到来。记得在菜园劳动时的“自由论坛”，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你们还记得吗？”有人提示说，“在告别茶淀的时候，李文山队长曾问过我们，‘你们到了北京，有上街穿的衣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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