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却对我的另一部分同类的追踪报导——因为他们是50年代受难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更大的牺牲品。在时代的祭坛上,他们比留在团河农场的我们,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挂列车,还没有开到吐鲁番车站的时候,已然有人跳车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属流氓。小偷之类。老右们是安分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桃花源”步人苦寂荒凉的沙漠而改变初衷——道理十分简单,他们是为改变自身的政治面目而来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时的承诺,给予他们一点政治上的温暖,他们会拿出全部的力量,成为屯垦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他们不仅能武,而且能文——来自北京各大学院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包括一部分家在北京的),几乎都登上了那挂北行的列车。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现场,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陈野,我和他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走?”
“在这儿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
“去了那儿,你就能保证身份会有变化吗?”我说,“你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你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妈的,我就再信这一次吧!那儿比这儿艰苦,也许能从艰苦中获得一点回报。”他说,“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脚下都乱成了这个样子,走这一点儿眼不见为净。只当是人生的又一次赌博,如果发现受骗上当,我腿下还长着两只脚,去当流浪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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