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队归来以后，我心情的凄迷到了顶峰。记得在返程途中，我坐在离“582”不远的一座小桥上，流下了一个男人不该流淌的眼泪。时代对我们是不是太苛刻了——特别是对于曾被国民党拉上过特刑厅的女共产党员，现在让其反省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问题，这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还是历史的悲剧？我太了解她了，她是不会向压力低头的，这会不会又酿成她的另一个新的不幸？

回到监号，几个同组成员开我的玩笑道：

“久别胜新婚，夜里干了几回？”

“他妈的，你比我们强多了，一抬腿就能去天河配！”

惟有那位法国的传教士高学海，似乎看出我的情绪并不太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自言自语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法语，抒发他自己的心绪——他究竟在说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知道——我给他起了个“高老夫子”的绰号，在组里除了我对他十分尊敬之外，几个解禁的流氓罪犯，实际上把他看成是一个影子般的人物。

我只好把泪往肚子里流。在劳改生活中，我不能过多地流露真情，因为这里的队长已然不是董维森的类型，他们两只眼睛时刻在盯着思想犯。一旦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过了10月，接近了年关，劳改队要例行文艺演出。有一天，崔指导员把我找到他办公室：

“你把你们组学毛著后，立刻见行动的好人好事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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