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道天津回京探亲，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期间，与母亲和儿子的最后一次团聚。不久，林彪的“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们这些不安定因素，虽然已远离皇城，但还嫌距离京城太近，便又一次大迁移。反正我们的身价轻如蒲公英，任形势的季候风吹来吹去，飞到哪儿，哪儿便是新窝。

农场开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转移。昔日曾相聚于团河的同类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移位。就在我最后一次骑车回京的10月，我同类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各奔各巢。有乡的还乡，无乡可归的回原籍所在的劳改单位。一时之间，大有树未倒，猴狲也散的趋势。其间，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号张志华、陈邦昭等十几个人，被移交到福建劳改单位；“地理仙”曹克强、画家朱为民、教师陈端昭等二十几个同类，去了河北沙河劳改农场；杨路、李泰伦、水绍寒……去了贵州和四川（为了节约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对于一些无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极少数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场使用（如精通外语的刘祖慰、刘乃元和数学较好的毛振甫留在该地中学教书）以外，其他老右和相当数量的刑事犯，一律发配到“三线”山西。因为怕有人逃跑，农场停止了放假，一时间谣言风起，这是我来农场后最为混乱的一段岁月。不过乱也乱出来一个喜信，听说女队里的成员，只要是结了婚的，一律跟着男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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