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我知道后来的事，已经是在师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拖着支离的病体回到师部机关的时候了，原来，在那第二天——十月五号早晨，兵团军管会就派来军代表把我们从那个武装连接回师部。名义上是转移看押地点，实际上是重新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当然，这是宋副师长的老首长起的作用；她替我们寄给王玉芳的信终于达到了目的。除我因昏迷不醒之外，其他人都向兵团军代表如实写了旁证，其中自然以李方吾李大夫的证明为主。调查结束以后，这个“学习班”也没给谁定案，也没给谁平反，就一风吹地解散了。

我没有回家。我不忍再看母亲临终之地。那个所谓的家，全送给料理我母亲后事的邻居赵老师了。而不久，我也被下放到另一个偏僻的团场去了。

我在那个团场生活了十年，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带着两鬓白霜，噙着眼泪，拿着改正的文件和调令，到我现在工作的单位——省出版社来报到。从此，我走到了阳光下。

她没有死。我从医院出来就打听到：给我信的那天晚上，她换了一身新的绿军装，偷偷摸到连队东边的那个大水坑——就是我救起刘俊妻子的地方，纵身跳了下去。可是，被紧跟在后面的王富海发现了，她被捞起以后，绝食、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和王富海结了婚，后来我又陆续知道：第二年七月，她生下了刘俊的女儿（这大概只有王富海、她和我三人知道）。过了两年，又生下一个女儿，这才是王富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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