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写信给张佩纶,对军机颇为不满,大为牢骚,说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预备抗命不从。
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曾纪泽。曾侯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
“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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