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说了许多话，大多与时政有关。达摩记住了一句，谈到中国前途命运时，卫老师说，体制的问题。这句话，差不多二十年后才渐渐公开成为一句时髦语。达摩没想到的是，当年那么温顺嗫嚅的卫老师，如今说话却如此口无遮拦。

达摩说，卫老师，您变化很大。

卫老师笑笑，原来还有幻想，也真的以为自己有罪，现在不了。

回去的路上，达摩问起卫老师的情况。

毛子奇怪地说，你不知道啊？我们省有名的理论家啊，有一段时间，还当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到过延安，南下来的。你到图书馆翻翻五十年代初的报纸杂志，大块大块的文章都是他的。你白跟他认识这么多年啦!

后来，达摩和毛子又单独去过几次，越谈越投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达摩后来对父亲说起卫老师，父亲说，我说怎么就一直没见他来买茶叶了呢。一次达摩和毛子去看卫老师，父亲让达摩带上二两特级香片送给他。

卫老师谢过之后说，我不喝茶的。

达摩问，那为什么当年要买特级香片？

卫老师听了，良久不语，脸上有戚戚之色。达摩不知其间有什么隐情，有些窘迫，刚想将话题引开，卫老师就说了。

卫老师说，五五年，突然就把他抓了，单独监禁，让他交代与胡风的关系，交代反党活动。接着就把他家抄了，抄出几封他给胡风的信的底稿。那信都是解放前几年写的，好像还是抗战时期，当时胡风在桂林办一份刊物，信的内容是投稿，还是探讨理论问题，已经没有印象，反正这就是铁证了。加上一些其他问题，他当然就一垮到底了。坐牢期间，发妻与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调到远方，连去向也没告诉他。他说，在那之前，他正是风流倜傥志得意满的时候，不要说自己的夫人，就是周边许多年轻女性，也都将他宠得什么似的，哪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屡屡觉得生不如死。他也听说有人走了这么一条路，只是关押期间，看管很严，找不着下手机会，也没有条件。关了一年多，说要发配到郊县监督劳动。他想，这样自己就有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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