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曾经介绍和赞扬过《孙文学说》，称赞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是一个“远大的计划”；中山先生也很关心和赞许胡适。仅仅过了三四年，胡适对中山先生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制孙中山于死命。中山先生仓皇脱险，午夜登楚豫舰，翌日转登永丰舰避难，后被迫逃往上海。这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曾心情沉重地这样诉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培植十余年的部属陈炯明，竟会这般“阴毒凶狠”，要置他于死地，叛党祸国，纵兵殃民。孙先生从不重责于人，而对陈炯明，他却难以抑制愤怒。真是“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啊!

然而，九天之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短评，竟赞扬陈炯明的叛变是“革命”，他说：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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