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他又收到顾颉刚的一封长信。顾在信中向老师和泪进言,说:
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
……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①在“万勿到北京去”几个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见是重要极了!为什么呢?前面已经说过,胡适本人曾鼓吹“好政府主义”,当过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这些都可以当作“反革命”行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为军阀的僚属和政客。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胡适如果再回北京去,北洋政府垮台之日,那“反革命”的罪名还逃得掉吗?他在日本观望20余天,日夜思虑的也正是这一点,心里怎么不明白呢?北京,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回的,他便决定留住上海。
那时的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财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学连薪金也发不出来,教员生活非常狼狈;政治压迫更一天天加重,连续发生“三一八”惨案等多起屠杀请愿学生和民众的事件。因而大批文化人便纷纷南下逃荒避难,或则向往投效革命,或则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班人马也纷纷南下,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员,都先后汇聚于上海。胡适回国后不久,新月社的人们便联络商议,由大家招股集资,筹办一个新月书店。他们推胡适为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于是,6月30日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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