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创刊时，正当“一?二八”事变上海停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和《独立》唱的是不抵抗的低调。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竟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交战区”驻兵，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广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的《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赞扬丧失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①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②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妄言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实际上等于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表反对。

胡适一味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幻想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特别寄希望于国际的“调解”与“援助”。这年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这报告书也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不满，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有所揭露，如指出日军“九一八”夜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未经宣战而“武力强夺占领”；“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在当地华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这些诚然是公论。但是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全盘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③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④但胡适仍不改初衷，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⑤继续散布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援助”，来解决中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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