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白话文与“大众语”

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胡适生平最引为得意的事业。他一生常以白话的布道者、护法神自居，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①但那些要人们未理胡适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胡适心想，这不是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吗?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长时，还下令废止小学的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呢。但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文，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呢?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等了十多年，连国民党的新政府也不能实现。他有些生气了，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

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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