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纪生先生从东京寄信来,经了三星期才到,信里说起前日见到武者小路先生,他对于我送他的晋砖砚很是喜欢,要给我一幅铁斋的画,托宫崎丈二先生带来,并且说道,那幅画虽然自己很爱,但不知道周君是否也喜欢。我在给纪生的回信里说,洋画是不懂,却也爱东洋风的画,富冈铁斋可以说是纯东洋的画家,我想他的画我也一定喜欢的。在东西六大画家中有铁斋的插画三幅,我都觉得很好,如献新谷图,如荣启期带索图,就是缩小影印的,也百看不厌,现在使我可以得到一张真迹,这实在是意外的幸事了。
我与武者小路先生初次相见是在民国八年秋天,己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武者先生(平常大家这样叫他,现在也且沿用,)在日本日向地方办新村,我往村里去看他,在万山之中的村中停了四天,就住在武者先生家的小楼上,后来又顺路历访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各新村支部,前后共化了十天的工夫。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三年,我利用暑假去到东京闲住了两个月,与武者先生会见,又同往新村支部去谈话一次。第三次在民国三十年春间,我往京都东京赴东亚文化协会之会,承日本笔会的几位先生在星冈茶寮招待,武者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人。今年四月武者先生往南京出席中日文化协会,转至北京,又得相见,这是第四次了。其时我因事往南京苏州去走了一趟,及至回来,武者先生快要走了,只有中间一天的停留,所以我们会见也就只在那一天里,上午在北京饭店的庸报社座谈会上,下午来到我这里,匆匆的谈了一忽儿而已。这样计算起来,除了第一次的四天以外,我同武者先生聚谈的时候并不很多,可是往来的关系却已很久,所以两者间的友谊的确是极旧的了。承武者先生不弃,在他的文章里时时提及,又说当初相识彼此都在还没有名的时代,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其实这乃是客气的话,在二十四五年前,白桦派在日本文学上正很有名,武者先生是其领袖,我的胡乱写些文章,则确在这以后,却是至今也还不成气候,不过我们的交际不含有一点势利的分子,这是实在的事情。事变之后,武者先生常对我表示关心,大约是二十六年的冬天吧,在一篇随笔里说,不知现在周君的心情如何,很想一听他的真心话。当时我曾覆一信,大意说如有机缘愿得面谈,唯不想用文字有所陈说,盖如倪云林所言,说便容易俗,日本所谓野暮也。近来听到又复说起,云觉得与周君当无不可谈者,看了很是感动,却也觉得惭愧。两国的人相谈,甲有甲的立场,乙有乙殉立场,因此不大容易说得拢,此是平常的情形,但这却又不难互相体察谅解,那时候就可以说得成一起了,唯天下事愈与情理近者便愈远干事实,故往往亦终以慨叹。我近来未曾与武者先生长谈深谈过,似乎有点可惜,但是我感觉满足,盖谈到最相契合时恐怕亦只是一叹唱,现在即使不谈而我也一样的相信,与武者先生当无不可谈,且可谈得契合,这是一种愉快同时也是幸福的事,最初听说武者先生要到中国来漫游,我以为是个人旅行,便写信给东京的友人,托其转带口信,请他暂时不必出来,因为在此乱世,人心不安,中国文化正在停顿,殊无可观,旅途辛苦,恐所得不偿所失。嗣知其来盖属于团体,自是别一回事了,武者先生以其固有的朴诚的态度,在中国留下极深的好印象,可谓不虚此行,私人方面又得一见面,则在我亦为有幸矣。唯愿和平告成后,中国的学问艺术少少就绪,其时再请武者先生在驾光来,即使别无成绩可以表示,而民生安定,彼此得以开怀畅聚,将互举历来所未谈及者痛快陈之,且试印证以为必定契合者是否真是如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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