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Ｋ离开办公室，顺着楼道，朝楼梯走去——他差不多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只有函件分发处的两个职员还在一盏辉光灯的暗淡光线下继续工作。他突然听见一阵哀叹声从一间屋子的门后传来。他一直以为这间屋子是废物贮藏室，虽然他从未打开过这间屋子的门。他诧异地停下脚步，再仔细听听，以便证实自己没有听错：一切静悄悄的。可是，没隔多久，哀叹声又传出来了。他开头想找一个函件分发处的职员一块去，作为证人，但是后来他在一种不可遏制的好奇心的驱使下，猛地把门推开。正像他一直认为的那样，这是一间废物贮藏室。一捆捆没用的旧报纸和陶制空墨水瓶在门后乱七八糟地堆着。然而屋内却站着三个男人，他们弓着身子，因为天花板很低。一支蜡烛插在架子上，发出微光。“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Ｋ问；他问得很快，心情很激动，但声音不高。三人中的一个显然能镇住其他两个人，此人披着一件深色皮外套，脖子、前胸的很大一部分和两只胳臂全露着。他在三人中第一个看见Ｋ，但没有反应。另外两个人看见Ｋ后大声说道：“先生！我们要挨鞭子啦，因为你在预审法官面前控告了我们。”只是在这时Ｋ才发现，他俩原来是弗朗茨和威廉，就是那两个看守；第三个人手中拿着桦木条，准备拍他们。“怎么回事？”Ｋ惊奇地看着他们，“我从来没有控告过谁，只是如实讲过我屋里发生的事情。况且，你们在那儿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先生，”威廉说，而弗朗茨则显然想问到威廉背后去，以便躲开那个人，“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工资少得可怜的话，你就不会对我们这么无情了。我要养活一家子，弗朗茨要娶媳妇，大家只能各显神通，光靠拼命干活是富不起来的，白天黑夜地干也不行。你的漂亮睡衣当时是一种诱惑，我们很想据为己有，但那种事情是不准许看守干的，那样干不对；不过囚犯身上的衣服是看守们的外快，这种做法历来如此，已经形成了传统，你可以相信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一个倒霉透顶、身陷囹圄的人来说，身上的衣服还会有多大用处呢？但他如果公开说出去，看守们就肯定会受到惩罚。”“我从来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惩处你们，我当时只是在捍卫一个原则。”“弗朗茨，”威廉对另一个看守说，“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位先生从来没有请求过惩罚我们吗？现在你也听到了，他甚至不知道我们应该受到惩处。”“别信他们说的那一套，”第三个人向Ｋ指出，“惩罚他们是公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别听他的，”威廉刚开口就住了嘴，因为他的手被桦木条狠狠抽了一下；他赶紧把手凑到嘴边。“我们受惩罚了，只是因为你控告了我们；你如果不控告我们，什么事也不会有了；即使他们发现了我们干的事，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你难道把这叫做公正吗？我们两人，尤其是我，长年当看守，忠心耿耿，这是有案可查的——你应该承认，老实说，我们把你看守得够好的——我们有各种机会可以晋升，肯定很快就会升任打手，就像这个人一样；他只不过是交了好运，因为谁也没有控告过他；要知道，这种类型的控告确实是很少有的。现在一切都完了，先生，我们的前途给断送了，我们不得不去做比看守还要低下得多的工作；此外，我们现在还得在这里挨一顿打，我们会痛得死去活来。”“那束桦木条能打得这么痛吗？”Ｋ问道，他细细察看那人在他面前来回挥动的桦木条。“我们得先把衣服脱光，”威廉说。“噢，我知道，”Ｋ说，他更仔细地看了打手一眼；打手晒得像水手那样黝黑，长着一脸横肉，粗壮结实。“没有办法使这两个人不挨打吗？”Ｋ问打手。“没办法，”那人笑着摇摇头说。“把衣服脱掉，”他向两个看守下命令，然后对Ｋ说：“你别信他们说的那一套，他们怕挨打怕得失去了理智。比如说，这个家伙，”他指指威廉，“说什么可能晋升等等，全是胡说八道。瞧，他多胖呀，桦木条抽在他身上，最初几下连印子也不会留下。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胖吗？他去逮捕谁，就把谁的早点吃掉。他把你的早点也吃掉了吧？你瞧，我没说错吧。像他这样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晋升成打手，这是肯定的。”“也有像我这样胖的打手，”威廉坚持己见，同时解开了裤腰带。“别说话，”打手一面说，一面挥动桦木条，朝他的脖子抽去，他赶紧往后退，“你们不许说话，快把衣服脱下来。”“如果你放他们走，我就重重赏你，”Ｋ说，他再也没看打手一眼——干这种事情时，双方都得睁只眼，闭只眼——就拿出自己的钱包。“你大概打算以后也告我一状，”打手说，“让我也挨一顿打吧？不，不！”“你好好想想，”Ｋ说，“如果我当初想让这两个人受罚，现在就不会花钱要求饶恕他们了。我可以掉头就走，随手关上门，闭上眼睛，塞住耳朵，回家去；但我不愿意这样做，我确实希望看见放他们走；如果我当时知道他们会挨打或者可能会挨打，那我决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机构，高级官员们才是有罪的。”“正是这样，”看守们大声说道，他们脱得光光的背上立即挨了一鞭。“如果你打的是一位高级法官，”Ｋ一面说，一面夺下打手重新举起的鞭子，“我就不会让你住手，相反，会再给你一份钱，鼓励你干这件好事。”“你讲的话很合乎情理，”打手说，“但是我拒绝受贿。我是在这里打人的，我得打他们。”那个名叫弗朗茨的看守大概希望Ｋ的干预能成功，因此，原先他尽量往后缩，现在却朝门口走来；他只穿着裤子，一到Ｋ面前，立即双膝着地，拽着Ｋ的手低声说：“如果你无法劝他饶恕我们俩，那你就想想办法，起码让他饶了我吧。威廉年纪比我大，比我耐打得多，另外他以前也挨过打，是几年前的事，我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面子，况且我只是跟威廉学样而已，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师傅嘛。我那可怜的心上人正在银行门口等着结果呢。我真惭愧，真可怜。”他把脸伏在Ｋ的外衣上，揩干了脸上的泪水。“我不能再等了，”打手说，他用两手握住桦条鞭，抽了弗朗茨一下，威廉吓得赶紧藏到角落里，偷偷地看着，连头都不敢转动一下。弗朗茨的喉咙里随即发出一声尖叫，凄厉而无望，好像不是人发出来的，而是某种刑具发出来的；叫声在过道里回荡，大概整座楼里都能听见。“别嚷，”Ｋ大声说道；他像发了疯似地站在那儿，朝着职员们可能闻声赶来的方向看，同时推了弗朗茨一把；他虽然没用多大力气，但也足以使这个已经一半失去知觉的人跌倒在地了。弗朗茨浑身抽搐，双手抠着地板，但即使这样他也免不了继续挨打。样条鞭朝着躺在地上的弗朗茨猛抽，鞭梢随着他在地上翻滚的频率而有规律地上下挥舞。远处已经出现了一个职员，在他后面几步，还有另外一个。Ｋ赶紧“呼”地一声把门关上，走到近处的一扇窗子跟前，打开了窗：窗下是一个院子。尖叫声完全停息了。Ｋ为了不让职员们走近，便嚷道：“这是我。”“晚安，先生，”他们回答道，“发生了什么事？”“没事，没事，”Ｋ答道，“院子里有一条狗在叫，就这么回事。”由于职员们仍然站着不动，Ｋ又说了一句：“你们可以回去工作了。”他不想和他们多谈，便朝窗外探出身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朝过道里看了一眼，发现他们已经走了。但是他仍然留在窗前，不敢回废物贮藏室去，也不想回家。他的眼睛看着窗下，这是一个方形的小院子，周围全是办公室，所有的窗子现在都是黑洞洞的，只有最上面的几块窗玻璃却反射出月亮的微光。Ｋ怔怔地注视着院子的一个角落，那儿很黑，胡乱堆着几辆手推车。他因为自己没有能够使看守们避免挨打而深感失望。但是，这件事没有成功并不是他的错；如果弗朗茨不尖叫起来——确实很疼，但在这种时候应该控制自己，那么Ｋ大概就能找到别的办法说服打手了。如果这个机构的所有下层人员都是坏蛋，那么，干这个最无人性的工作的打手又怎么会是例外呢？何况Ｋ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看到钞票后，眼睛转动了一下，他扬言自己奉公守法显然只是为了抬高要价而已。Ｋ不会吝啬几个钱的，他真的急于让那两个看守脱身；既然他准备和整个腐败的司法机构搏斗，对这件事进行干预当然是他的职责。但是，弗朗茨张口一嚷嚷，Ｋ就无法进行任何干预了：因为函件分发处的职员以及其他各种人闻声赶来后，会发现他也在场，正和这几个家伙一起挤在废物贮藏室中——不能让他们知道他在这里，任何人也不能要求他作出这种牺牲。如果确实需要他作出某种牺牲的话，他倒情愿脱掉自己的衣服，代替看守挨打，这更为简单。打手当然不会同意Ｋ代替看守挨打，这是肯定的；他这样做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有可能被控严重失职，因为随着诉讼的不断深入，Ｋ总有一天会摆脱法院的低级职员的摆布。当然，一般标准在这儿是不适用的。总而言之，Ｋ除了把门“呼”地关上以外，毫无办法，但关上门以后也不能把所有的危险都屏除在外。很遗憾，他最后还推了弗朗茨一把，他当时很激动——这是他惟一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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