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欧里庇得斯倾向有密切联系,这一点没有逃过当时人的眼睛;最雄辩地表明这种可喜的敏锐感觉的是雅典流行的传说,说苏格拉底常常帮助欧里庇得斯作诗。每当需要列举当时蛊惑人心者时,“往古盛世”的拥护者们便一气点出这两个名字,认为下述情况要归咎于他们的影响:一种愈来愈可疑的教化使得体力和智力不断退化,身心两方面的马拉松式的矫健被牺牲掉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常常用半是愤怒半是轻蔑的调子谈这两人,现代人对此会感到惊恐,他们尽管乐意舍弃欧里庇得斯,可是,当苏格拉底在阿里斯托芬那里被表现为最主要和最突出的智者,被表现为智者运动的镜子和缩影时,他们就惊诧不已了。这时惟有一件事能给他们安慰,便是宣判阿里斯托芬本人是诗坛上招摇撞骗的亚尔西巴德。这里无须替阿里斯托芬的深刻直觉辩护以反驳这种攻击,我继续从古人的感受出发来证明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的紧密联系。在这方面,特别应当回想一下,苏格拉底因为反对悲剧艺术,放弃了观看悲剧,只有当欧里庇得斯的新剧上演时,他才置身于观众中。然而,最著名的事例是,德尔菲神谕把这两个名字并提,它称苏格拉底为最智慧的人,并且断定智慧竞赛中的银牌属于欧里庇得斯。
索福克勒斯名列第三,他在埃斯库罗斯面前可以自豪,他做了正确的事,而且是因为他知道何为正确的事。很显然,这种知识的明晰度就是这三人之被褒为当时三位“有识之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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