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从上述那些说教回到一种比较冷静的心情。我想再说一次，只有希腊人才能告诉我们，悲剧的突然而神奇的诞生对一个国家的精神和灵魂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具有悲剧神秘感的国家，曾与波斯发生战争，而一个经受这种战争的民族是需要悲剧兴奋剂的。对数世纪以来受到狄俄尼索斯痉挛刺激的国家，谁会期望它具有这种强烈毫不动摇的政治感情，这种自然的爱国心，这种战斗中的喜悦呢？

现在我们知道，无论何时，当一个团体深深地接触到狄俄尼索斯情绪时，就从个体化锁链中解脱出来，产生对政治本能的冷漠甚至敌意。另一方面，城邦的建立者阿波罗，也是个体化原理的天才，而国民的整体或爱国心如果不肯定个体性的话，就不能存在。对某一种国家来说，从宗教祭祀仪式而来的唯一途径是走向佛教，而由于佛教所希求的是涅槃，所以它需要将人类带到超越空间、时间和个体化范围的感情突发的稀有契机。而这些感情突发又需要一种使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借想象之助，克服那些枯涩的中间阶段的哲学。另一方面，政治本能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必然会趋向极端的世俗化，罗马帝国是这种国家最明显和最可怕的表现。

希腊人介于印度人和罗马人之间而不得不做出抉择，由此他们发明了第三种方式的生活。

他们自己没有把这种生活方式维持很久，但是正因为如此，这种生活方式却延续了很久。虽然诸神的宠物年轻时就死去了，但它们却活在诸神之中。我们不能因此就希望世界上最高贵的东西长久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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