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北大时，正值展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以之带动国内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背景下，学校里政治学习很多，而多数学生的政治热情似乎也很高涨。从1962年底开始，反修斗争以抨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方式揭开序幕，不久后就升级为与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报上陆续发表重头文章。每次发表前，都先行广播，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准备好对那些他们觉得铿锵有力的句子大声喝彩。我心中不免反感，觉得这些人看似立场鲜明，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如果生活在苏联，他们同样会为苏联对中国的批判喝彩。郭世英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反感，夜晚在盥洗室里，他经常向我发牢骚。

“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你知道谁对谁错？说人家是特权阶层，有别墅，咱们哪个领导人没有呀。我父亲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专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岛都有。中国还不是凭资格吃饭，才能毫无用处……”他的浑厚的低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从一个风向不定的远处飘来。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知道他是在认真地为这些问题苦恼，他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投入了自己的心，因而远比那些朝高音喇叭喝彩的人更接近真理。

使世英反感的另一件事是学校宣布要整顿纪律。他对我说：“整吧，容得下我就容，容不下我就走。我恋着北大什么？是赵老师（辩证唯物主义教员）的讲义，还是陈老师（年级主任）的训话？”陈老师要他为旷课写检讨，他回答说：“你处分我吧。你按照规定处分了我，我也按照规定受了处分，还有什么必要写检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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