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运动开始,我一直怀着一个心病,就是郭世英。从整个运动的状态判断,他在农大的日子不会好过。不管他多么真诚地悔改,x的历史问题不可能不被纠缠,而性格直率的他不知会作出什么激烈的反应。我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很想去农大打听,但又不敢,怕的是凶多吉少,实际的情形会令我承受不了。
没有料到,在音信隔绝一年之后,这个让我百般惦念又百般忧虑的郭世英,他自己给我来信了。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捧着刚寄到的信,如同捧着一枚定时炸弹,躲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封。我真觉得它会爆炸,把我炸伤,如果这样,我要偷偷地舔净伤口,不让任何人察觉。然而,爆炸没有发生,信中的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信的开头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赞颂,然后,他点出了写信的目的:“我们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便断去了联系,既无斗争亦无联合,突然成了素不相识的路人。这种沉默虽是心照不宣、有其背景的,但我仍为此遗憾。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决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是应被打破的。”接着,他提出了几点建议,大意就是打破沉默,一起来对我们各自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或在斗争中合,或在斗争中分。读完信,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世英眼下总算是平安的,这个信息比信中的任何具体内容重要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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