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普遍的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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