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似乎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当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欧洲和全世界， 人文知识分子大多充满着政治激情，它的更庄严的名称叫做历史使命感。那是在五十年代初 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刚刚分裂为两大阵营。就在那个时候，曾经积极参加抵 抗运动的加缪发表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风格的哲学著作《反抗者》，对历史使命感进行了清算 。此举激怒了欧洲知识分子中的左派，直接导致了萨特与加缪的决裂，同时又招来了右派的 喝彩，被视为加缪在政治上转向的铁证。两派的态度鲜明对立，却对加缪的立场发生了完全

相同的误解。

当然，这毫不奇怪。两派都只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加缪恰恰是要为生命争得一种远比政治 宽阔的视野。

加缪从对“反抗”概念作哲学分析开始。“反抗”在本质上是肯定的，反抗者总是为了捍卫 某种价值才说“不”的。他要捍卫的这种价值并不属个人，而是被视为人性的普遍价值。因 此，反抗使个人摆脱孤独。“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这是反抗的意义所在。但其中也隐含 着危险，便是把所要捍卫的价值绝对化。其表现之一，就是以历史的名义进行的反抗，即革 命。

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批判是《反抗者》中的精彩篇章。加缪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的 这部为法国革命奠基的著作是新福音书，新宗教，新神学。革命的特点是要在历史中实现某 种绝对价值，并且声称这种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类的最终统一和历史的最终完成。这一现代革 命概念肇始于法国革命。革命所要实现的那个绝对价值必定是抽象的，至高无上的，在卢梭 那里，它就是与每个人的意志相分离的“总体意志”。“总体意志”被宣布为神圣的普遍理 性的体现，因而作为这“总体意志”之载体的抽象的“人民”也就成了新的上帝。圣·鞠斯 特进而赋予“总体意志”以道德含义，并据此把“任何在细节上反对共和国”亦即触犯“总 体意志”的行为都宣判为罪恶，从而大开杀戒，用断头台来担保品德的纯洁。浓烈的道德化 色彩也正是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正如加缪所说：“法国革命要把历史建立在绝对纯洁的原 则上，开创了形式道德的新纪元。”而形式道德是要吃人的，它导致了无限镇压原则。它对 心理的威慑力量甚至使无辜的受害者自觉有罪。我们由此而可明白，圣·鞠斯特本人后来从 被捕到处死为何始终保持着沉默，斯大林时期冤案中的那些被告又为何几乎是满怀热情地给 判处他们死刑的法庭以配合。在这里起作用的已经不是法律，而是神学。既然是神圣的“人 民”在审判，受审者已被置于与“人民”相对立的位置上，因而在总体上是有罪的，细节就 完全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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