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任何社会都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分工。治人者有权，治于人者无权。这权，旧说是牧民之权，新说是办理众人之事之权。至少用世俗的服看．有权比无权好，权大比权小好，因为权的一种作用是有求必应，至少是有求多应。黄金屋，颜如玉，一种说法是可以由书中来，即使这说法有时竟成为事实，那也是说的人图简便，略去中间站，这中间站是权。权有这样的大用，? 就难怪有史以来，普天之下，用各种方法，直到最尖端的，刀锋见血，争了。这情况，读史，或不读而只是睁眼，都显而易见，可按下不表。这里想探索的是这治人之权由哪里来。古今看法不同。古是“天佑下民，作之君”，所以君王称为天子，直到清朝退位之前，还要定期郊天，因为天对治人者有恩，给了他治人之权。头脑维新的人说这是封建意识。新或今的说法当然是反封建的，于是变为民本或民主，说权是全体人民所授。由天一下子降到民身上，此之谓现代化。就不会有拖泥带水的情况吗？也可能有一种情况，是治人者处在“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地位，于是先就须带路，而也就有了治人之权。在从蒙昧走向开明的时代，这也许是不可免的，甚至需要的，不过就其性质说，还是贤人政治一路，也就不免有贤人政治的致命伤，那是可能不幸而不贤或变为不贤，就除了孔孟的老办法（磕头和忍受）以外，不会有另外的办法补救。还有深一层的困难，是如何证明所谓先知的所知是好的（对绝大多数人民有长远利益）。理论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小则议会式，公开争论，占理者胜；大则如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这办法像是有优．点，用俗话说是讲理；缺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必是各不相下。另一种办法是实验，对比，由实效方面见高低。可惜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化学实验室，可以在试管里来一下。所以不管理论上有多少路径可行，实际则是，先知的证实力量只能由干戈来，就是说，比如黄帝与圭尤战，黄帝胜了，其所见所行就成为对的，好的，其治下的人民也只好随着说对，说好，因为没有不听命的自由。这样说，先知觉后知的最大危险是路径可能错，错了就不能改。为了不冒险，要能改。又为了能改，权的来源就必须变：由天变为民，或由先知变为民。其情况是：民是授者，其意若曰，我们信任你，委托你按照我们的意旨，为我们办事；’当政者是受者，其意若曰，我接受委托，一定按照你们的意旨，为你们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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