漓江出版社要重印《汪曾祺自选集》，建议改名为《受戒》，而以“汪曾祺自选集”为副题。我同意。

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

重读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当然，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

我的作品有读者，我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给了读者一些什么？我说过我希望我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做到了吗？能够做到吗？

我算是个“有影响”的作家了。所谓影响，主要是对青年作家的影响。我影响了他们什么？是对生活的、文学的态度，还是仅仅是语言、技巧、韵味？

最近应人之请，写了一篇短文，谈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我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几年前，我曾在一次关于我的作品的讨论会上提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我说：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合；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二十一世纪的文学也许是更加现实主义的，也更加现代主义的；更多地继承民族文化，也更深更广地接受西方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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