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奇怪地，朱启钤没能认识到梁思成所建议的到北京以外进行野外调查的必要性。他建立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用文字方法解决建筑方面的问题（注1.）。

相反地，梁思成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人。他的教育所包容的，不仅有中国的重要传统，也有坚持实地观察和试验的西方科学。而最重要的是，他生来就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实际的人。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东北设计了一些房子并监督其施工。

然而另一方面，他对于去农村的艰苦却是缺乏准备的。他11岁从日本回国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或天津读中学小学，旅行也不过是在连接两地的铁路线上。就是在沈阳的短短几年，他也是住在城市边上的新校园里，而旅行又是在通往天津、北京的铁路线上。

他的城市出身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由于一些现代化的机构都是在城市里，受现代教育的知识阶层也聚集在那里。现代企业、工厂、医院和大学都是在东部沿海或内地沿江的城市里建立起来的。即使在主要的城市里，在思成的青年时代，公共交通也只是一些拥挤的、不准时的公共汽车，有时还有电车，由苦力拉的黄包车或人抬的轿子就是当年的私人轿车和出租汽车。出门骑自行车很普遍，而人人都步行。一个人住在靠近上班的地方或者朋友的住处就算是一种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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