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生命的最后两年（他于1972年去世）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度过的。1986年林洙在清华纪念梁思成活动时写下了第一手的记述。它的摘要就形成了这最后一章和上一章的最后两段。

1966年6月清华部分师生在京郊延庆县的四清工作队，接到命令撤回学校参加文化革命。（那时她和思成结婚已四年）

我在工作队时，思成来信谈到他近来血压较高，以及严重的头晕，使我忐忑不安，急切地想见到他。（他已六十五岁，身体虚弱）6月的天气已开始炎热。笼罩着工作队的沉闷气氛，又使我隐隐地感到一种难言的恐慌。返校的汽车驶入了清华园，无数的大字报和攒动的人头使这里呈现着一种异样的情景。下车后立刻有人告诉我，系里有关于梁先生的大字报，说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这时，我突然觉得手里的行李变成了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到了我的心上。

我木然地走回家，推开房门，屋子和往常一样拉着窗帘，显得有些昏暗，思成正在写些什么，显得那样瘦小憔悴，见我进来，向我伸出双手，又放下了。用非常低哑的声音说：“我天天都在盼你，但是我又怕……。”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样痛苦的表情，这么颓唐的样子使我骇然。我轻轻地抚着他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暗暗祈望这只是一片短暂的乌云，一切都会槁清楚，一切都会过去。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片乌云会笼罩全中国整整十年，而他再也没有机会看一眼中国的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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