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九九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老聃先生从周都洛阳回到家乡曲仁里村（老聃辞官归里之后，家乡人多称他为伯阳先生。写到这里，请允笔者也来暂改一下称呼，或称伯阳先生，或称李伯阳）。

回乡三天之后，李伯阳先生开始着想立说之事。从开始着想立说之事起，他就开始着想隐居之事了。

他想：过隐居生活需要隐，要创立自成一家的，真正自成一家的，独树一帜的学说，更需要隐，特别是象我这样地位、身份、名声的人。隐写和瞒哄不能相提并论，因为隐写的结果以后要如实地向所有的人公开。“人说，欲成事业，不可没有埋头苦干，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他心里说，“终日繁乱不安，无法静下心来真正地去独立思考；终日应付杂事，淹埋在世俗之中，甚至让你的学说听任世俗的摆布，你的学说，不是世俗的综合，就是脱不了低俗之壳，或者是杂家理论的总汇。更何况是没有真正的心力和时光去写。这不是说一种学说可以脱离凡尘、脱离事世而从十万里高空去产生。学说未立之前，天是我师，地是我师，人人皆是我师；学说将立之时，我要隐，要藏，要安，要静，要独写独思。就我而言，不能真正静下心来将学说立好之悲哀在不隐，不能真正隐住的悲哀在不能从根本上隐。”为了能够真正做到隐写，接下去他就开始琢磨如何在隐阳山深处那所隐宅隐居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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