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时有几位印度朋友，有的好，有的坏，有的不好也不坏。环境常将我置于一个有幸能为他们效劳的位置上，我替他们找工作，给他们提供住宿，若有必要还给他们饭吃。我得承认，他们都非常感恩戴德，实际上他们这样总光顾我倒使我的日子很难过。他们中有两个是圣人——若是我知道圣人是怎样的。尤其是卡普特，人们有天早晨发现他的喉咙被人割了一个大口子。那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所小房子里，人们有一天早上发现他一丝不挂地瘫在床上，被人割开了一个大口子。时至今日还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被人谋杀的还是自杀的，不过这也无关紧要……我回想起我在纳南塔蒂的住所的一连串往事，我在想这一切是多么奇怪——我竟把纳南塔蒂全忘了，直到那天我躺在塞尔街上一家寒伦的旅馆里才又重新记起他来。我睡在铁床上，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时暮地眼前闪现出这几个字：无足轻重的人。我们在纽约就是这样叫他的——无足轻重的人，“无足轻重先生”。

我睡在那套豪华房间的地板上，纳南塔蒂在纽约期间便住在这儿。他在扮演一个乐善好施者的角色，给了我两条盖上浑身发痒的毯子，原先是盖在马身上的。我就蜡缩在里面，躺在落满尘土的地板上。一天里的每一小时都有零活可干——假如我蠢到呆在屋里不出门的田地。早晨他粗暴地唤醒我，叫我替他预备午饭吃的蔬菜：葱头、大蒜、豆子等等。他的朋友凯皮告诫我不要吃这些东西，说它们不好。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吃的！这才是最要紧的。为了一点点吃的我十分乐意用一把破扫帚清扫他的地毯，替他洗衣服，一俟他吃完饭就拣起掉在地上的残渣吃下去。自从我来了他已变得绝对讲究干净——现在一切都得掸灰，椅子一定得按规定的样子摆好，钟一定得按时敲响，卫生间也一定得好好冲洗……真没有见过比他更古怪的印度人，而且他还小气得要命！待摆脱他的控制以后我要好好嘲笑他一顿。可我现在是囚犯，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贱民，一个不可接触的人……若是我到晚上还没有赶回来盖上马盖的毯子睡觉，我一回来他便会说，“嗬，原来你还没有死？我还以为你已经死掉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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