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坡底赋闲的贺爷，无时不在打听儿子的下落，却不时听到儿子和儿媳锒铛入狱、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插指甲签的消息，凡此种种之后，是慷慨就义、血染刑场乃至于割下头颅挂在旗杆上而怒目圆睁、而月余不腐的传说。鉴于儿子已经“牺牲”过多次，贺爷心中虽一惊一乍，却未敢贸然设置灵堂。

忽一日，贺爷收到陕西商县龙驹寨税务查征所署名“贺云峰”的来信，信中说：“携内子与幼儿来陕，倏忽三载，恍若隔世。幸就所长一职，尚可平安无事。只是与家乡关山阻隔，旧日亲朋，杳如黄鹤，静夜难眠，时在念中。敬请回函示知家乡情况及亲朋消息。”贺爷一看字体，就认出是儿子亲笔所写，掉下热泪说：“这娃子，你不是去了阴间么，咋又窜到人家陕西阳间收税去了？还给我添了一个小孙娃哩！”立即拍马上路，直奔陕西龙驹寨去了。

原来姨父和三姨逃离河南，到了西安，找到了几个流落西安的河南老乡，却找不到地下党组织的一点儿线索。一天，三姨踯躅街头，远远看见旧日延安陕北公学的一个“校花”，浓妆艳抹，一身珠光宝气，与一个国民党军官吊着膀子走出酒楼，荡漾着醉意的眼神似乎向三姨瞟了一下。三姨警觉这已经不是“同志的眼神”，恐有变故，立即隐入人群，与姨父连夜逃离西安。

姨父想起了中学时代的同窗兼同乡、时任陕西商县税局局长魏鼎，就跑到商县向魏鼎谋职。魏鼎明知姨父的政治身分却佯装不知，只是按照税局章程，让姨父找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职人员为他具保，特意说明，只保证“不贪污、不携款潜逃”即可，别的事情均不在具保之列。姨父心领神会，急向堂兄贺石发信求保。贺石又以郑州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的身分作了姨父的保人，而后就跟随部队转移到宁夏驻防去了。姨父和三姨在商县“潜伏”下来，转眼就是三年，依旧找不到党组织的线索，焦虑中隐瞒身分，写信向父亲打听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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