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冷落了父亲。我要回到我童年的驿站上，与父亲一路同行。

比着大舅、姨父和他们的家族，父亲是一个孤独而脆弱的“异类”。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和可以为他遮风避雨的庄园，没有自己的“同志”和同志们共同拥有的“主义”，没有赴汤蹈火的牺牲，也没有可供炫耀的胜利。但他“分享”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属于全民族的战争，在黑衣牧士的祈祷声中踽踽独行，追随着遥远的只属于自己的星辰。

我记得，在漯河油坊胡同的大杂院里，母亲接待并送走了姨父和三姨之后，老鼠开始在夜间出动，在父亲留下的破皮箱上“吱吱”地咬架、“咚咚”地赛跑。被关在破皮箱里有两年之久的小黑驴儿也踢蹬着箱盖，摇响脑门上的铃铛躁动欲出。那时候，我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我的目光能够穿透皮箱，看见那本厚书里的宛儿姨正在凄凄惶惶地眨巴眼睛。

父亲终于从北平回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发生了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军事基地的“珍珠港事变”。九日晨，鬼子宪兵就猝然闯进燕京大学，宣布封闭学校，逮捕校长司徒雷登和教职员、学生多人。父亲得到邮政所的帮助，装扮成一个邮差，只身逃出了“燕园”。父亲走进漯河油坊胡同的时候，身着邮差的草绿色制服，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就是耷拉在肩上的一只邮袋。他从肩上取下邮袋，如同捡了一个大便宜似地举在手中，向我母亲夸耀：“两年辛苦，尽在此囊中！”母亲从邮袋里取出来的却只是一大叠稿纸，那是父亲在燕大讲授“文学概论”时边写边讲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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