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谦益献计借助散布流言,来摧垮拥“福”派的当时,吕大器对于这种非常手段虽然不无顾虑,但审度再三之后,还是横下一条心,同意了老朋友的主张。于是,过了一天,关于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和酗酒”等“七不可立”的说法,就通过各种渠道,在南京城的上层社会里传播开来。
正像一切流言的传播情形那样,这“七不可立”起初只是说法很唬人,其实并没有太充实的内容。可是这种缺陷照例由热心的传播者补救过来了——他们或者为着使自己的说法显得振振有词,或者为着满足听众的好奇心,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添枝加叶,甚至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么七传八传,“七不可立”就变得内容愈来愈“丰富”,情节愈来愈“严重”。而主张“立君以亲”的一派人尽管不相信、不同意,但是在来不及——事实上也不可能详细查证的情况下,陡然陷于混乱和狼狈的境地,无法进行有力的反击。于是,流言的攻势开始奏效了,福王的声誉迅速下降,拥戴潞王的舆论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
攻势开展的第三天,钱谦益在他下榻的吕大器府邸里,接到前复社扬州地区社长郑元勋的一封措辞谦恭的短柬,说他鉴于时局动荡,担心江北家人的安危,决定暂时离开南京,返回扬州去,并准于次日中午启程。信中还对自己未能向钱谦益当面告辞,再三表示歉意,希望得到“宽恕”。这位郑大名士,说起来,自从前年春天那次倒霉透顶的虎丘大会之后,钱谦益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不过却听说,经历了那一场风波,郑元勋的运气反而意外地好起来。在当年秋天的乡试中,他一举中式;到了去年会试,又荣登金榜,高中了进士,真是一帆风顺,好不得意!然而,局势紧接着就动荡起来。摇摇欲坠的朝廷被“建虏”和“流寇”轮番进迫,弄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根本腾不出心思来安排这伙新贵人的出路。郑元勋在北京守候到年残岁暮,始终没有接到吏部的授职通知,只好怏怏地卷起铺盖回到扬州,打算等过了年再说。谁知前些日子,他满怀希望赶来南京守候,得到的却是京师陷落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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