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四月，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快要进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越批越多了。

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县、社、队三级，一切工作都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四、五百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一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

在公社一级，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犯了点其它“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以及小偷、赌徒和所谓的“村盖子”、“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被“劳教”的人不给记工分，自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四个“好人”装，一个“坏人”推；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就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肉体，还要折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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