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卡夫卡返回布拉格，蛰居在老城广场属于父母所有的公寓里。其时，奥特拉一家也住在这幢建筑里面，这多少缓和了他囚禁般的自我感觉。最初两个月内，他继续写出《夫妇》、《算了吧》、《论寓言》（又译《关于譬喻》或《短评》）等若干短篇，并大大修改了《一条狗的研究》。直到一场持续数月的严重肠道感染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这又一次创作高潮，而只能在病床上以克尔恺郭尔和希伯来语法为伴。他给布洛德留下一份新的遗嘱，与上一份相比作了值得注意的改动，表示《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以及几篇《观察》勉强可以留下，"假如它们完全失传的话，那倒是符合我本来的愿望的。不过，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乐意保存它们，我只是不加阻止罢。"至于其余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东西，包括信件在内，则希望尽快加以搜集，并"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马克斯·布洛德：《诉讼》第一版"后记"，见《卡夫卡小说选》，第501－502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寻找和回归犹太之根、移居巴勒斯坦的愿望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了。作为作家，语言始终是他存在的象征。但现在，犹太民族的希伯来语比任何时候都更成为他努力想要弥补和把握的事物。在曾经是那么破碎的中欧土地上，作为布拉格这座悲剧性城市中的德语犹太人，作为始终无法逃脱那"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孩子，他从未在语言中感受到过"故乡"和"母亲"的真意。特别参见1911年10月24日日记。而如今，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向着自己的民族和语言——那在永世的漂泊中顽强地绵延不息的民族和语言，向这曾被自己在不安和恐惧中因年幼无知而冷落和抛弃过的民族和语言，他伸出了孩子般求救的双手。他的努力和执着是那么地催人泪下。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位杰出的以色列女教育家回忆了当年她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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