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锺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被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锺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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