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
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
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
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
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
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
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
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
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
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
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
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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