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有益于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好转，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三个双字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你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变这个论点。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做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一切都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把他们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民。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围墙里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外流，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使城市陷于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却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左右，无情地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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