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我的自传
第12节 我的自学小史:初入社会
十、初入社会
按常例说,一个青年应当是由“求学”到“就业”;但在近几十年的中国青年,却每每是由“求学”而“革命”。我亦是其中之一个。我由学校出来,第一步踏入广大社会,不是就了某一项职业而是参加革命。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种太危险的事!因为青年是社会的未成熟分子,其所以要求学,原是学习着如何参加社会,为社会之一员,以继成熟分子之后。却不料其求了学来革命。革命乃是改造社会。试问参加它尚虞能力不足,又焉得有改造它的能力?他此时缺乏社会经验,对于社会只有虚见(书本上所得)和臆想,尚无认识。试问认识不足,又何从谈到怎样改造呢?这明明是不行的事!无奈中国革命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革命,缺乏如西洋那种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由历史孕育下来的革命主力。中国革命只是最先感受到世界潮流之新学分子对旧派之争,全靠海外和沿海一带传播进来的世界思潮,以激动起一些热血青年,所以天然就是一种学生革命。幼稚、错误、失败都是天然不可免的事,无可奈何。以我而说,那年不过刚足十八岁,自己的见识和举动,今日回想是很幼稚的。自己所亲眼见的许多人许多事,似都亦不免以天下大事为儿戏。不过青年做事比较天真,动机比较纯洁,则为后来这二三十年的人心所不及。——这是后来的感想,事实不具述。清帝不久退位,暗杀暴动一类的事,略可结束。同人等多半在天津办报,为公开之革命宣传。赵铁桥诸君所办者,名曰《民意报》,以甄亮甫为首的我们一班朋友,所办的报则名《民国报》。当时经费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张,规模之大为北方首创。总编辑为孙炳文浚明兄(四川叙府人,民国十六年国民党以清党为借口将其杀害于上海);我亦充一名编辑,并且还做过外勤记者。今日所用漱溟二字,即是当时一笔名,而且出于孙先生所代拟。新闻记者,似乎是社会上一项职业了。但其任务在指导社会,实亦非一个初入社会之青年学生所可胜任。现在想来,我还是觉得不妥的。这或者是我自幼志大言大,推演得来之结果呢!报馆原来馆址设在天津,后又迁北京(顺治门外大街西面)。民国二年春间,中国同盟会改组中国国民党成立,《民国报》收为党本部之机关报,以汤漪主其事,我们一些朋友便离去了。作新闻记者生活约一年余,连参与革命工作算起来,亦不满两周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在此期间,接触最多者当然在政治方面。前此在中学读书时,便梦想议会政治,逢着资政院开会(宣统二年、三年两度开会),必辗转恳托介绍旁听。现在是新闻记者,持有长期旁听证,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了。此外若同盟会本部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本部,若国务院等处,亦是我踪迹最密的所在。还有共和建设讨论会(民主党之前身)和民主党(进步党的前身)的地方,我亦常去。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许多政治上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却熟悉他。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我对中国问题之认识者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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