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61节 追记和毛主席的谈话（1）

1938年1月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

我于1938年1月初旬访问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曾记述之于当年所写《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由乡村书店在武汉印发）。其后在香港《光明报》发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长篇连载又述及之。前后详略不同，可以参看。今为此文主要是追记1946年3月我又访问延安的谈话，以及1950—1952年间在北京几次晋谒时的谈话。

在北京的谈话，每次总是主席派车来接到中南海颐年堂主席寓所的；1953年秋9月以后就没有了。

一、1946年3月访问延安的谈话纪要

先要说此次去延安的动机。那是在重庆的旧政协开过后，我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须去访谈的。

旧政协会议自1946年1月10日开始，至30日闭幕。按照协议来说，应该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然后依法选举总统步入正常政轨。闭幕前夕共方周恩来代表将返延安请示，然后签字，特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交换意见。此时我预先写好给毛主席一封信，即交托周公带去，表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主席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交于我，略谓参加政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见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敲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我一面在报纸先后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文表明衷怀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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