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轻轻地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车灯的黄色光亮照在半边的坐席上。全身伸直，脱掉靴袜，使两个星期一直在靴子里冒汗的脚自由自在，也不感到自己负有什么责任，知道你的生命再也不受威胁而且死亡已经离得那么遥远了，这真是太舒服啦。特别令人愉快的是，倾听着火车轮子各种不同腔调的叮当声：要知道，车轮子每转一圈，火车头每往前冲一下——离开前线也就更远一点。葛利高里就这样在躺着，倾听着，活动着光脚的指头，穿着今天刚刚换上的新内衣，全身都感到特别舒服。他觉得仿佛脱去了一层脏皮，进入了另一种一尘不染的、洁净的生活。

可惜左眼的钻心的疼痛破坏了这种和平、喜悦的心境。疼痛有时轻一点，有时忽然又疼得要命，像火一样在烧眼睛，疼得不由自主地在绷带里流泪。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的野战医院里，年轻的犹太医生检查了葛利高里的眼睛，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些什么，说道：

“必须把您送到后方去。这只眼睛伤得很厉害。”

“会瞎吗？”

“嗐，您说些什么呀，”医生从他问话中听出了伤员明显的恐惧心情，便亲切地笑了笑说道，“您必须进行治疗，也许要动手术。我们要把你送到大后方去，譬如说到彼得格勒，或者到莫斯科去。”

“多谢啦。”

“您别害怕，眼睛会好的。”医生把纸片塞到他的手里，拍了拍他的肩膀，轻轻地把葛利高里推到过道里。自己挽了挽袖子，准备去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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