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哭啦，枕巾都湿了一半儿。”她说：“爱军，我们值得了，革命一场值得了，生生死死值得了。”我把她泪湿的头发理到耳后边。“你就为这哭？”她说：“我想起了过去的事，后怕一下把我吓哭了。”我说：“怕啥呢？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敢奋斗，一下不就从基层成了正县职，只要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革命、革命、再革命，正县级、副地级、正地级、副省级、正省级，一级一级干下去，我们同样也会从农民成为高干哩，成了高干那过去的事儿又算啥儿呢？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你知我知的事情天都不知道，你有啥儿担心呢？”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儿，因为她的眼泪越擦流得越厉害，因为她突如其来的悲伤把我们昂奋的激情水来土掩了，使我们刚刚还急不可耐的焦急慢慢的烟消云散了，平静下来，我无限遗憾地望着她。她十分惭愧对我说：“爱军，都怪我。”我关着收音机对她说：“没事儿，这儿还有这收音机，想有事儿了我们随时可以有事儿。”说着她便从床上坐起来，收拾着自己的身子和床铺。把衣服穿起来，把被子叠起来，把床单拉平整，把泪湿的枕巾翻过来搭在枕头上，然后把窗帘拉开来，让四月的春光劈哩啪啦泄进来，把屋子照得明明亮亮，如革命者的心房样。已经是午时候，我们屋里透进的阳光中，同样有金晃晃的尘灰点儿在飞舞。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和《红灯记》的剧照画，在日光中显得模糊而耀眼。从窗子望出去，能看见招待所院里的大花池中的冬青树，在初春的天气中，不是嫩绿，而是青乌色。那些树被剪得低矮而平整，仔细看时，才发现那树木在栽种时就被排列成了一个“忠”字形，这当儿树正旺茂，那忠字就显得模糊而有力。我把窗子推开看着那“忠”字，对红梅说你来看，关书记说让我对县里的工作考虑考虑，我考虑我当县长或书记后，第一件事就在县城的各个十字路口建一个大花坛，每个花坛中都用松树、柏树栽出一个“忠”字来。红梅收拾了床铺走过去，依着我看那花池中的绿忠字，说在县城都栽“忠”字太单调，还可以栽成“三忠于”和“四无限”的字样儿。我说那得多少树？得多大的花坛呀？她想想就又笑了笑，自自然然将双手交叉起来，挂在我的一个肩上说，我们不光要搞革命，抓农业，还要抓林业，水利和农村的畜牧业。抓林业时你找一面大山坡，用树种出“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来。让人在几十里外就能看见那五个字，让人在飞机上能认出“毛主席万岁！”来，这样你我一下就在全国出了大名儿，不定北京有人来把我们的事儿拍成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哩。我被红梅的这个主意吸引了，回过身用双手捧着她的脸，看见她的双眼又明又亮，眼角却有了鱼纹儿。那鱼纹儿像刺样扎在我心上。她看出我脸上的变化了，“我老啦？”她这样半是担忧、半是伤心地问。我说：“人生易老天难老，天若有情天亦老。”她说：“我老了枯了你真的还喜我？”我说：“我们是一对革命的情侣，把你我连在一块的是革命，不光是年轻和美貌。只要革命没有完，你我的感情就永远不会完。”我不知道我这答复她是否满意哩，但我知道她无言以对。无言以对，她就回去坐在床沿上。为了安慰她，我拉过椅子坐在她身边，把她的手握在我的双手里，说：“你是想当妇联主任还是想当副县长？当副县长听起来好听，可你得听县长指派哩，是县长说了算。当妇联主任不好听，可妇联那一块由你说了算。”她由我任意地把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团捏着，像一只热软的鸟儿在窝里团卧着，目光有些渴盼地挂在我的脸上和嘴上，嘴角的笑却又有些不安不规地上挑着。“我知道你想当县委书记，不想当县长。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一切哩。党还能指挥枪。所以你想当书记，你猜我在想啥儿？我想当副县长兼妇联主任。咱俩名正言顺的结婚又在一块儿不分开，想有一天你调到地区了让我当县长或者当书记。”我说：“这咋可能哩？”她说：“有啥不可能？”我说：“关书记他会答应吗？”她说：“我们不光结婚时让关书记做媒人，最好还要设法和关书记攀上一门干亲戚。”我把她的手从我的手里放掉了：“你简直是在沽名学霸王？”她笑笑：“你觉得不可能？”她把被我捏出汗的手在床单上擦了擦，然后目光就明利聪慧了，像一个大姐望着弟弟样看着我，说我从小就知道县里休干所的红军们特别爱认干孙子或者干孙女。只要你我结婚关书记做了媒，我们和关书记的关系就不是一般了。不是一般就可以隔三错五去关书记家里了。去关书记家里我们就把红生、红花、桃儿轮流带过去，让他们不停地把关书记叫成关爷爷，把关书记的夫人叫奶奶。然后，再问清关书记家是哪里人，是南方人我们每次去都给他带些辣椒和泡菜，千万不要带一点贵重值钱的啥东西，要他是北方人，我们每次去都带小米或红枣，孩娃、闺女嘴再甜一些，爷爷、奶奶一连声地叫，你说咋能认不成干亲哩？认成了干亲他能不让你我在一块工作吗？能不让我当副县长兼妇联主任吗？就是这次不让你当书记，当了县长，不是啥儿时候想当书记也都能调换吗？”（我灵魂我的肉，我革命的情侣和夫人！）我被红梅的话说得心花怒放又哑口无言了，像学生替老师破解了一个终身难解的谜语样，我开始痴痴地盯着红梅的嘴，盯着红梅的脸，盯着红梅的头发和肩膀，盯一会我又突然把红梅的双手握在我手里，像抓到了一对刚飞走的鸟儿说：“关书记好像是北方人，他要是东北人了，我们每次去都给他捎东北的粉皮、凉皮儿，要是山东人了，我们就给他捎韭黄和煎饼，是山西人就捎小米和蜀黍，是陕西人了就捎老陈醋。”在午饭前那一杆儿长的时间里，我们就坐在招待所的房子里，计划着革命和工作，事业和未来，婚姻和家庭，关系和友情。我们已经决定待宣布了我们的任职就结婚，让双喜临门为我们人生的辉煌锦上添花笑开颜，为我俩革命航船开足马力撑满帆，欣欣向荣红灿灿、蒸蒸日上照人间，一日千里登上天。我想，我们想，关书记最好在我们（我）33耀35岁之前离开县里到地区，当上地区的副专员或是九都市的正市长。就在这时候，就是这当儿，招待所的所长来唤我们吃饭了。饭当然是绝好的饭菜哩，招待所完全是按给新任县长接风的标准做的饭和菜，烧鱼、炖鸡、排骨、咸水鸭和丸子汤，七七八八摆了四桌子。可来陪我们吃饭的却只有地委组织部的刘处长。原来说好县里领导班子的领导都来的，关书记要在饭桌上把我和红梅以“内部消息”方式宣布给所有的县领导，要让我们尽快地熟悉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可是关书记没有来，县班子里的领导也没来。在县委招待所的一个大饭厅，摆了四桌饭菜却只有刘处长、红梅和我三个人。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革命事业的地震已经在脚下酝酿了，坚实的土地已经开始摇晃了，可我们真的是被胜利把头脑冲昏了，是革命的大好前景把正在发生的巨大悲剧掩盖了。从招待所的二楼走下来，拐个弯到了东侧的平房大饭厅，看见刘处长，我以新县长和蔼可亲的姿态和他握了手，红梅把“处长好”三个字叫得又甜又腻，像那季节熟过了头儿的红杏儿，可是刘处长和我握手时，只拉了拉我的手指头，应答红梅时只瞟着她哼了一下子。我望着那大饭厅的四桌菜和摆好的酒和酒盅儿问：“关书记还没到？”刘处长坐在了一桌饭前的椅子上：“不来了。”我微微的诧异着：“那，县里别的领导……”刘处长拿起了筷子拿起了碗。“先吃吧，吃完了我给你们谈。”我开始感到脚下有些晃动了，感到脚底有一股冷风生出来。看看红梅，见她的脸上有浅淡一层白，不消说她已从刘处长的态度和举动中感到了不祥和异样。毕竟我们都是从斗争的风雨中闯将出来的。毕竟我们都是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者。毕竟在革命中什么样的风雨我们都见过，就是没有见过我们也都听说过。我们知道，革命有时会成在一念之间，也会败在一念之间。而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斗争的结束。只要阶段存在，阶级斗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权力的争夺和意识形态的占领就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风云突变的，异常激烈的。见刘处长已经拿起筷子吃菜了，给红梅递个眼色，我们便分开坐在他的两侧吃起来。四桌热菜的蒸汽在明亮的饭厅蒸腾着，冬眠后和新生的苍蝇共同肆无忌惮地在那三张饭桌上吃喝享乐着，灰白嗡嗡的声音像《奇袭白虎团》中那段对唱的低胡儿。日光油油烘烘，从菜桌移到我们的脸上和身上，像过了油的布蒙在我和红梅的身子上。招待所长不知道发生了啥儿事，小心地守在饭厅的门口外。刘处长吃了半碗大米饭，只在一个辣椒炒肉的盘边不停地动筷子。我和红梅盛了米饭，却都似吃非吃地把碗僵在半空里，去盘里夹菜时也只是夹青素，不敢去夹那鱼肉和排骨、炖鸡和水鸭。时间像猪油样凝在我们的筷子头儿上。刘处长嚼饭的声音灰土瓦片样落在饭桌上。红梅不停地打量我，脸上的阴云宛若一块湿了水的黑布儿。我终于把饭碗僵在了半空里，“刘处长，发生啥事了？”刘处长瞟瞟我：“发生啥事得问你，得问你们俩。”我把碗放在桌子上：“我们都是党员，是同志，都是一心一意的革命者，一心一意为了毛主席，为了党中央，到底发生了啥儿事，请刘处长直言给我们说。”刘处长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我。红梅也把碗筷放下了：“刘处长，论年龄你和我们的父母差不多，论资历不消说你是前辈的革命家，论职务，不消说你是我们的老上级，该批评了你就批评我们俩，该批判了你就批判我们俩，可你啥也不说我们有错想改也没法儿改。”刘处长终于把手里的碗也放下了。他亲自过去把饭厅的门给关严实，回来坐回原处，用手擦擦嘴，又把牙缝的一粒米饭吐在桌下边，“小高，小夏，”刘处长的脸板成一块青色的石板说：“我这就算正式和你俩谈话了，算组织和你们正式谈话了。你们是一对前途无量的接班人。关书记看了你们的档案就决定要重点培养你们俩，而且关书记是迟早要调到省里的人。关书记和中央领导都有来往呢。可你们辜负了关书记的期望，辜负了党组织对你们的培养和教育。至于发生了啥儿事，我姓刘的不知道，但你们把关书记的脸都气青了，气得关书记把电话机都摔到地上了。到底为啥儿，你们俩最清楚，这时候就看你们对组织、对党、对毛主席真忠还是假忠了。说出来也许还来得及，如果不说，纹丝不露，后果可不光是当不当县长和县妇联主任的事，不光是葬送政治前途的事。”话到这，刘处长瞟瞟饭厅外，看看我们俩，闭了一会嘴，等窗外的两个闲人走去后，又半是启发，半是恐吓道：“这革命到底有多严酷你们比我更清楚，阶级斗争有多复杂、多无情你们都知道。但有一点，在阶级斗争中，千万不能做自以为聪明的事，千万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能自己把自己从革命阵营推到反革命的阵营里。”说完这些，刘处长又端起饭碗吃饭了，他像做完了他必须做的事，心安理得地把烧鸡的一条腿往嘴里送过去。（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我们知道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从时间推算，是在我们和关书记见面不久发生的，在我们在招待所男欢女爱、共谋未来的时候发生的。我们预感到，那件事就是地道的事，就是程庆东的死。我隔着刘处长瞄了一眼红梅，她的脸色惨白如纸，手放在桌沿上，摇摇摆摆，像谁在捏着她的腕儿晃她的手。我和她一样有些心慌，可我知道我是男人，我是镇长，我是新任的县长，我是青年的革命家，罕见的政治家，经过无数政治沙场的军事家。红梅看我的目光像一个孩娃掉进漩流望着岸上的父亲样，我不能让她觉得我不配一个男人和一个革命家，不配做一个军事家和革命家政治家，她是我的灵魂我的肉，我的精神和伴侣，我当然不会让她感到失望的。我用嗓子咳一下，暗示她不要慌，要镇静，就是身陷牢狱，也要有把牢底坐穿的决心和毅力，勇气和胆量。我把目光从红梅的脸上移到刘处长油腻腻的双手上：“刘处长，毛主席说，我们说话，做事都要有针对性，都要有根据，只有这样，才能叫人信服，叫人心服口服。”刘处长不再吃那鸡腿了，他冷冷地盯着我：“小高，我实话给你们说，你们惹怒的不是我姓刘的，而是地委关书记。你们如何把关书记惹怒了，只有你们知道，要不吃饭你们就回屋里反省着，吃过饭我向关书记汇报请示以后，也许他会亲自开诚布公地和你们再谈一次话。”我和红梅便先一步离开饭厅了。4特别拘留室如果说王振海和赵青的蹲监及王县长的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快得只用了一个月的话，而我和红梅则从预提县长和妇联主任到被关进公安局的特别拘留室，快得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吃过午饭不久，刘处长到我住的屋里同我和红梅只说了三句话，就把我们交到公安局进行特别审讯了。刘处长说：“第一，关书记今儿下午要到省里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他决定不再和你们见面了。“第二、你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怕是只有你们自己最清楚。有时间关书记要亲自过问这件事，他希望你们不要执迷不悟，不要一头撞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墙上。“第三、关书记说如果他没时间，他会派他最信得过的人来和你们谈，希望你们不要隐藏，不要回避，老老实实说出来，关书记会原谅你们的。”说完这些，瘦小的刘处长就离开了那间二号房。说起来刘处长应该算个好同志，他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同情地望着我和红梅道：“你们还年轻，不要藏掖啥儿，该说的就都说了吧，这年月，因为革命有人杀了十几个人还照样当官哩，你们有啥不说哩？”刘处长就走了。刘处长刚走就有四个穿制服的彪形大汉走进了我们房间里，二话没说把我们浑身上下搜了一遍，连红梅的头发和头发下的耳后都搜查一遍后，就把手铐给我和红梅带上了。那一刻，红梅的眼角有了泪，可她咬着自己的嘴唇没有让泪水掉下来。在刘处长没来之前我和红梅已经把思想统一了。我说：“红梅，你后悔吗？”她说：“只要你从心里喜我，我就不后悔。”我说：“我后悔。我后悔没来得及名正言顺娶了你。”她哇地一下就哭了，就爬在我身上哭起来，说：“爱军，我够了，我值了，有你这话我跟着你革命一场值了哩。”我们说好无论发生啥儿事情都不能让眼泪掉出来。我们说好决不让任何人把我们这对革命者看做泥人、草人和纸人。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能丢/休看我们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们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们雄心壮志冲云天/贼鸠山，要密件，毒刑用遍/筋骨断，体肤裂，意志更坚/赴刑场，气昂昂，抬头远看/我们看到———/革命的红旗高举起/斗争的烽火已燎原/但等那，风雨过，百花吐艳/新乡村，似朝阳，光照人间/那时候，全中国，红旗插遍/想到这，我们信心增，斗志更坚/我为党，她为民，很少贡献/最关心，革命情，同志爱，能否流芳百年代代传。戴上手铐后，又被黑布蒙住双眼，如同真的囚犯一样，我们被一辆汽车拉着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当黑布从我们眼上拿下，手铐被打开时，我们已经到了那不知是哪座监狱的特别拘留室。拘留室有三间房子那么大，和程岗镇的党委会议室大小一样儿，差别是会议室的窗子又明又亮，而那里的窗子却小的有毛主席标准像的一半大，且三间房只有一个窗，窗户开得比人头高许多，踮脚伸胳膊也够不到窗下沿。窗户上的钢筋和指头一样粗，密得如一片荆棘林，两根钢筋间最多能伸一个拳头儿。总而言之，那特别拘留室和国家反帝防修的备战粮库一模样。更为特别的，不是这拘留室里像粮库，而是这拘留室的地上，顶上和四面的墙壁上，除了各个方向、角落都安了灯泡外，全都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排列满了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和画像（毛主席的占80%以上）红的，黄的，绿的，仿宋体，新魏体、新柳体和毛主席诗词龙飞凤舞的书法印刷体。当黑布从我和红梅眼上摘下的时（没想到他们把我俩关在了一个屋），我俩一下就不知所措了。红艳艳，火烈烈的革命气息将我们窒息了。在我们头顶天花板的最中间，贴了一张巨大的闪闪发光的红黄五星画，而五星的五角尖儿上，吊着五个大灯泡；灯泡外又旋转着贴了马、恩、列、斯、毛的五张像；五张像的外围里，又贴满了伟人的语录，直到天花板的四边和四角。而四面高大的墙壁上，贴了五行一律红底黄字、大小相等、内容不同的语录画。语录画上至顶，下连地，那五行红海洋般的语录画间没有让四面墙壁留出半块砖儿来。而那最后通往拘留室门口的地上，中间空有一平方大的水泥地，地上摆着两个离地三尺，面有书纸大小的两个高凳子，别的地方则挤满了毛主席大大小小的石膏像。给我们取蒙布，开手扣的是一个戴着领章、帽徽的年轻士兵，他把手铐叮哩当啷提在左手里，把那两块黑布提在右手上，奇怪地看看我们俩，用脚把两个高凳挪得相离三尺远，毫无阶级情地说了一句话：“站上去！啥儿时候想老实交待了唤我们。”那句话又青又紫，黑黑绿绿，使我和红梅犹豫后不得不如栽树样站到了那两个高凳上。站上去时我们才看清，在凳子正中间，有三颗从反面钉上来的大钉子，露出凳面一寸多。就是说，那凳子我们只能站着或蹲着，无法坐在凳子上。坐上去那三颗钉子就会扎到肉里去。我想起了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那句话，想和那士兵说几句，却见他弯腰倒走着，先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的背面涂上浆糊，铺贴在我们木凳子间的脚地上，再把那些挤在两边的各种毛主席的石膏像如变魔术一样这儿挑一个，摆在通往门口脚地靠左路道上，那儿拿一个，放在靠右路道上。他动作麻利，嘴里嘟嘟囔囔，好像念着秘诀，当他退到门口时，那些毛主席塑像在通往门口的脚地上成了四行这样的水波线，完全把走出走进的道路封死了。直到这时候，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我们是被关进了特殊监狱的特别拘留室。我们从未听说过的拘留室。从来想不出在大革命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拘留室。随着一声冰冷的哐当声，那位士兵把厚木板上镶着铁皮的屋门关死了，屋里的光线哎呀一下暗起来，沉静起来了。忽然间我们彻底与世界隔绝了，虽然还在革命的环境中，却完全是另外的革命，另外一种气氛了。红梅立在西边的高凳上，我立在东边高凳上，高凳间那张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把我俩隔开着。在黄昏的一束窗光里，我看见了红梅的脸似乎比先前平静了，就像明白了这一切，可以面对这一切，有些微的大义凛然样。我不知道在那辆啥儿模样的车上（好像是方屁股的吉普车）她坐在我哪边，在车上瑟瑟发抖没眼泪是哗哗流淌还是慢慢往外浸，还是如李玉和赴刑场样气宇轩昂。然在这时候，日头大约正在朝西山跌落着，从看守室那一个小窗口泄进来的一束红光里，在到处是红色和印刷画的光亮中，那一束红光越发被映成一束红烈烈的火。能听见外边哨兵走动的悠闲的脚步声，能看见那一扇小窗户，不断有一张脸在往屋里瞅，他每瞅一眼（他们肯定是站在一个什么台儿上），屋里的光线就要噼啪暗一下。光线一暗，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样被人监视了，怎样被人看守了。我粗粗看了看拘留室里的语录和论断，内容也大都是在革命中日常见过的，十个人有八个人能滚瓜烂熟背下的。比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比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再比如：“学习、学习、再学习；进步、进步、再进步。”如此等等。但在四面墙的中间和醒目显眼的地方那就不同了，内容深刻而贴切，含意深邃而悠远，回味无穷而丰富，发人深思而又使人心惊和胆颤。迎面对门的正墙上，在最醒目的地方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我对面的墙上是：“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我背面，红梅正看到的墙上是：“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而在那个窗子下，则是那著名而有力，宛若雷管与炸药的两段话。窗左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窗右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还有天花板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而有预见如灯塔照亮社会主义航向的英明论断。“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地面上是列宁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学说的精髓要论，即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比较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斗争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人民不可能有这种战争的经验。我们必须创造这种经验。”这样的语录、论断在革命的日常生活中，也许我们不感到它的雄奇和力量，但在监狱里，在特殊审讯室或是拘留室，我看完这些语录，感到脚下有一股巨大的潜流在悄悄蠕动着，像黄河、长江埋在你脚底十米、五十米的土地下面在奔流不息，像泥石流正在我和红梅立站的凳儿下面挣扎和呼唤，像将要爆发的火山的岩浆正在地壳下面肚疼样翻江倒海着。我能隐隐的感到土地在摇晃，木凳的腿儿在发抖，似乎我们随时都会从凳上摔下去。我把四周那些语录、论断匆匆看了一遍后，红梅也已在木凳上扭着身子将那些默默读了一遍儿。她的脸上是种灰土色，因为落日的光亮，那灰土上有一层隐隐的暗红在挂着。我们相距一米多，中间地上的毛主席的巨幅像，把我们雪山草地般隔开了。我们面前像有一座玻璃山或是玻璃墙，彼此能看见却不能拉拉手，能说话却不能让痰和唾沫星儿落到面前脚地上。我们以为他们把我们关进这特殊拘留室，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对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又红又专的领导者，是仅差一天半天就要宣布的县长和常委，以为他们没有将我们关进那真正的监狱是对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同志式的爱和恨，以为这样让我们受到一种革命的惩罚后会把我们重新押到哪里的。我说：“红梅，没事吧？”她朝我点了一下头：“腿有些颤。”我说：“颤了蹲下来，千万别往地上站。”她说：“我明白。”然后，窗子前的影儿晃动了，看见了一个瘦长脸儿在朝着拘留室里看，他扛的枪上的刺刀在肩上和他瘦长的脖子平行直竖着。我和红梅朝他看了看，见他没有制止我们说话儿，也没有制止我俩蹲下来，我们就进一步感到革命人道主义的温暖了。我们蹲了下来，都用双手抓住了那书纸一样大的木凳面的边（像柳木），我说：“四面墙上的语录是让我们改造思想的，地上竖满铺满毛主席像是防止我们逃跑，让我们脚一落地就犯政治错误，罪加一等的。”她看着面前地上的毛主席像，脸上浮了惨淡一层笑，想说啥儿却又没有说出来。我说：“只要革命情谊在，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该说的话你给我一个眼色我就明白了。”她说：“会让我们在这木凳上蹲一夜吗？”我说：“不知道。”她说：“让我们蹲一夜我们就会栽倒在地上，就会踩到毛主席的像上去。”我说：“那我们就正中了人家的圈套，就罪加一等了。”这时候，屋里最后的日光还没退下去，刚刚有些昏暗升上来，拘留室突然变得灯火通明了。屋里所有的灯光全亮啦。顶上是五个聚光灯，四面墙壁各有两个，统共八个聚光灯。这13个灯泡都是200瓦或者500瓦，炽白发亮如喇叭一样的灯罩的方向全都对准我们俩。我们忽然感到浑身如火烤一模样，眼睛又刺又疼，仿佛有束束烧红的钢针在往眼里扎。我们慌忙揉揉眼，待些微适应了那炽热的强光时，那一扇小窗被严严关闭了。听到了哨兵走下哨楼的脚步声和木梯在脚下的咯吱声，像我们被扔进革命熔炉以后人家就走了，不管不问了，只等着把我们熔成反革命的废渣以后再来把我们抬出去，再在我们反革命的废渣身上踏上一只脚，再踏上一只脚，置于死地而后快，让我们永生永世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以我的敏锐洞察了这一点。我们以我们的直觉洞悉了这一切。我们百分之百地预见到了他们的用心和目的。脚下的毛主席像一尘不染，只要我们下了凳子踩上去，毛主席像上就必须留下脚印儿，就是把鞋脱掉踩上去，你的脚趾印也要留上去。还有那通往门口去摆成四行水波纹的毛主席的石膏像，灯一亮，我就看见有几座像边上都露出一个笔画简单的汉字儿，有的是“工”字，有的是“十”字，有的是“五”，有的是“三”，还有的是“：”或“、”，不消说，那些大小、塑形不一的每一座毛主席的像，放在哪儿都是有它的秘记的。更为险恶的，是那些毛主席像的脸是朝着哪个方向扭，那些标记不仅记住了每个像的坐标和方位，还暗记了那些像的坐向和朝向。我和红梅认真观察了，不从那儿拿起二至三个毛主席像，你就无法落下一只脚，要从那木凳上走下来，你必须一连拿起五到六个毛主席像，才能把双脚落下来，而你往前每挪一步，又必须把身后的毛主席像放回到原处儿。而这当儿麻烦就来了，你记住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毛主席像的位置在哪儿，你却无法记住这些毛主席像的方向朝哪儿。它们几乎没有两个相邻的方向是相互一致的，且每个和每个的方向差别不是正东或正西，正南或正北，而是正东或东北一点儿，西南和东南一点儿，再或东南和西南偏北一点儿。那紧挨紧立成四道水波纹的主席像，仿佛是一片革命的八卦阵，走进去你若不知道那道秘诀你就决然出不来。我和红梅彼此相望着，谁都没说话。好在那个季节还不到盛夏里，闷热还没有如蒸笼样把我们笼罩着。在黄昏后（也许是黄昏后）的静寂中，我们没有听到城里工厂的隆隆声，也没有听到城郊铁路上每天夜里通行的运煤的火车汽笛声（难忘的城郊铁路啊！）我们隐隐嗅到了田野的腥味，像丝绒样从门缝、窗缝挤进来，嗅到了似乎有烧砖瓦的窑味夹在那田野的气息中（或许是田野的气息夹在砖窟的硫磺气味中）。我看不见我的脸是啥儿色，可我看见我的心又灰又冷，如水湿的蓝布或灰布，看见红梅的脸不知从啥儿时候显得又有些苍白了，好像又有些心慌意乱了。时间如流不过去的黄泥水，又粘又稠，迟迟缓缓，漫溢在这又空又大，把革命的景况堆塞得满满当当的屋子里。我们就那样蹲在一米高，正好能放两只脚的柳木凳子上，一会看看脚，一会看看脚下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是那么慈祥地微笑着），一会又彼此抬头看一眼。很想找一句能彼此鼓舞精神的话儿说一说（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但在一定时候，在特殊条件下，物质要让位于精神，精神要取代物质成为第一性，成为主导和统帅———这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我们真的很想找到一句能够鼓舞我们斗志的话题说一说。我想了半天就终于想起了一句话。我说：“红梅，你饥吗？”她朝我摇摇头。我说：“早知这样，中午那么好的饭，我俩该多吃一些儿。”她笑笑，没有声音。我说：“你说关书记是咋样知道你我的事儿哩？”她瞪起了眼，想一会轻声细语问：“是不是我们在你房里时有人……？”我斩钉又截铁：“不可能。窗帘拉得连个缝儿都没有。”她说：“那是……有人告？”我说：“肯定。”她说：“会是谁？天不知、地不知……”我说：“只有你公公，只有程天民。王振海被抓起来他就预感到你我革命成功了，要飞黄腾达了。你说他会甘心我们比翼双飞、飞黄腾达吗？他会不对他孩娃的死存有戒心吗？他会不私下留心观察你我的行动吗？”我又往门窗瞄一眼，听见外边的寂静像一阵风样刮到了耳朵里。“我们今儿前晌离开镇子时他是看见了。”我说，“也许，他见你我走了他就回了家。回了家他就走进了你的屋里。进了屋里他就发现了你立柜下的洞口了。发现洞口他就可以发现一切，随后紧跟到城里来，正好在关书记和我们谈话不久把我们告了呢。”红梅将信将疑地望着我。她在那儿蹲得双腿麻木了，小心地站起来，慢慢伸伸腰，凳子晃一下，她又慌不迭儿蹲下来，双手抓住凳沿儿。这一吓她脸上出汗了，脸色更加惨白了，宛若一张纸（还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吗？）我说：“千万小心点。”她稳住神儿说：“你的腿不麻？”我说：“麻。”她说：“我厦房锁了哩，他咋能进去呢？”我说：“程天民是一个老狐狸，他也许早就配了你屋里的钥匙了。”她怔怔地盯着我：“他配了屋门钥匙，他没法配那立柜钥匙哩。立柜门的钥匙除了我谁都没有呀。”我问：“你这次出来立柜锁了吗？”她说：“锁了。”可她想了想，看看自己穿的浅红短袖翻领衫，又有些拿不准自己锁没锁，像自言自语说：“我出门时开柜换这件布衫儿，立柜到底锁没有？”我说：“你好好想一想。”她说：“也许没有锁。”我说：“肯定没有锁。我几次见过你没锁。”她不再说啥了。她似乎终于想起来自己没有锁那立柜门，脸上留下的懊悔呈出土黄色，仿佛那张清秀的脸上堆满了田野的黄土和熟庄稼的风尘粉末儿。她那样沉沉静静看我一阵子，把头深深地勾下了。我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她又把头抬将起来了。抬起头时她泪流满面，看出来她对自己的深悔和惭愧，恨不得一头撞在地上死去以表白自己的内疚和悔悟。灯光炽白明亮，她的脸雪青深蓝，滴在粉红布衫上的泪滴好像黑墨水。“真是我忘锁了你会恨我吗？”她这样问我时，脸上乞求谅解的目光白白亮亮，如一根根剥了皮的麦秸秆儿横在我们的脸中间，问话的声音颤颤抖抖，有两滴泪落在脚下凳边上，弹起一层尘灰，碎成几个微粒的小泪珠，落在毛主席像上，如几颗细沙落在纸张上。我说：“红梅，你千万不能哭，千万别让泪落到毛主席像上去。”她不管那么多，依然让泪落在凳上，溅到地面的毛主席像上去，依然固固执执地那样问：“你说，真是那样，是我葬送了你的政治生命，你会恨我吗？”我也开始相信是她没有锁那柜门导致了今天的大悲剧，可我想恨她却无论如何恨将不起来。她是我的灵魂我的肉，我革命的伴侣和革命热情的伟大发动机。我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对她说：“红梅，我一点不恨你，一点不后悔，只恨我，只后悔没抓紧时间名正言顺娶了你。”她抬起泪眼望着我，似乎想弄清我的话里有几分真和几分假。我又一字一句、认认真真说：“要名正言顺娶过了你，把你我枪毙了村人也得把你我埋在一个墓坑里。”她眼上那两滴泪突然变得比两粒大豆大许多，晶晶莹莹，悬在下眼皮上似乎要滚落，她却含着没让它滚下来。我嗅到了她眼泪中浓浓烈烈的咸味儿。她完全被我的表白感动了。我完全被那两滴眼泪征服了，被她望我时哀伤的目光征服了，被她脸上惨白寡淡的颜色征服了。我真的从内心深处认定，如果果真是她忘记锁了柜门才把我们送进了这特殊监狱的特殊拘留室，那么我不仅将以政治家和革命家的大度原谅她，宽容她，而且还要更加地热爱她、珍惜她。热爱我们的革命情，珍惜我们的同志爱。我要让我们的革命爱情成为后人的榜样和荣誉，成为后人永远称颂的杰作和绝唱。我很想再说一句几句能够表达我的忠贞情谊的豪言和壮语，可我心里有浓烈的伤感升上来，使我说不出一句话，使我只能咬紧我的下唇儿，目不转睛望着她因为苍白却更加清秀的脸，因为泪水却更加动人的那双眼。我们就那么月深年久地相望着，就那么深深刻刻沉默着。我们看见了彼此的目光湿润又凝重，看见了彼此的内心纯洁又高尚，听见了被灯光照亮的时间从我们眼前嘀嘀嗒嗒走过去，听见了各自的心跳如嘀嘀嗒嗒、清清明明像草尖、树叶上的夜露不停地落在草地或者枯叶上。我们闻到从门缝和房顶的那儿涌来的砖窑的黄色硫磺味，潮湿得浸润人的鼻子和嗓子，亲切得想张开大嘴把那味儿吞进肚里去。我们就那么相望着，就那么沉默着，等沉默的相望有些累人了，她突然抬手把眼上的两滴泪珠擦下来，低头粲然一笑说：“爱军，你知道我眼下最想干啥儿？”我朝她摇了一下头。她收起笑容板板正正说：“我最想最后一次在你面前把衣裳脱下来，一针一线都不挂，疯疯狂狂，像那次在那墓里一样跳一场，然后舒舒展展躺在你面前，你让我咋样我就咋样儿，你想咋样我你就咋样儿我。”我并不感到她这话来得突然和意外。我仿佛最爱听的就是这当儿她说这样的话。我完全被她的表白感动了，像我百分之百感动她样，她也百分之百地感动了我。我不知道那当儿我脱口而出的话是思谋已久，还是随口说出的一句为了证实她诚心纯度的一句话。我望着她的脸，望着从她耳后翘到耳前的一撮黑头发，心里荡漾着少有的惬意和快活，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她好像对我这样的问话有些吃惊和不解：“你不相信我？”“信。”我说，“可你知道我这会儿最想干啥呢？这会儿我突然极想抱着炸药像董存瑞那样把程寺给炸掉；想你我一丝不挂在程寺庙里的光天化日下天不怕地不怕的疯上一次那事儿。”她问：“你咋总有这想念？”我说：“不知为啥儿，就又突然有了这想念。”她说：“炸掉程寺也不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哩。”我说：“可我自小看见程家人在那集合拜祖时，就想着有一天要扒了那程寺和牌坊，炸了那程寺和牌坊。”她把蹲酸的腿轻轻动一动，又小心地站一站，重新蹲下来望着我的脸。“为啥要在程寺里边疯上一次那事哩？”我说：“要能在程寺疯一次那事儿，比在程寺的脸上打耳光，比朝在程寺的心窝踢一脚都叫人舒心哩。”她问：“你说我们还会出去吗？”我说：“不知道。”她说：“能出去了你说咋样我们就咋样！”这时候，屋子外有了脚步声，有一名士兵从天窗下爬上木梯，到窗前推开窗子朝里望一眼，又下去木梯不知朝哪走去了。他这一来一往，使我们明白外边彻底天黑了，已经是吃过夜饭很久了。我们忽然感到了饿，感到了小腿发酸脚发麻。我很想叫住那看我们一眼走了的人，让他给我们弄些饭吃，或者端一碗生水喝一喝，可他的脚步声又由近至远消失了。我们决定只要再有人来看我们就向他要饭吃，向他要水喝，可我们没想到那一夜竟再也没人登上窗口看一眼我俩了。我还是把我们在特殊拘留室受到的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惩处估计不足了。在饥饿降临时，在我俩因为说话口干舌燥时，在终于在那凳上站站蹲蹲，蹲蹲站站熬到半夜时，我们体会到了我们受到的惩处的残酷性。瞌睡从四面八方朝我们袭过来。剧烈的光亮刺着眼睛像针样扎在我们的眼球上。凳面上的三颗发亮的铁钉尖儿在两只脚间张牙又舞爪。不能坐，站着时两腿发软，蹲下时双脚发麻。不知道那一夜是如何煎熬过来的，蹲蹲站站，站站蹲蹲，实在瞌睡时就蹲在那儿用双手抓住凳沿小打一个盹。屋子又大又空，天窗前又没有哨兵，只要一迈腿我们就可以下去凳子，躺在地上睡一觉。然而，我们不能下。我们也绝然不会下。只有我们明白，一旦踏上地面的主席像，一旦碰倒了地上的石膏像，一旦踩住了毛主席语录的哪个字，那将是何样的过错和罪恶，就是你对你所犯的罪恶不讲一个字，你这一踏一碰的罪恶也远比你犯下的罪恶大得多。我们是从革命风浪中走过来的人，我们是地道的革命者，我们能最深刻的理解、领会走下凳子的严重性。我们聪明、智慧，富于才华，我们决不会把我们自己送向政治的断头台。到了下半夜，世界彻底无声无息了，我们隐隐地听到从哪个方向传来的工厂的机器声，还隐隐地感到有两列火车从铁轨上轧过的隆隆声。我们从那声音中判断出，我们距县城少说有三十里，或者五十里。夜露的气味凉凉地浸到拘留室里来。剧烈的灯光的灼热使我们越发感到瞌睡的不可抵抗和反对。我们有几次打盹儿时候差一点跌下高凳摔倒到毛主席的像上去，有几次因为瞌睡往凳面瘫坐时，被那尖钉儿扎破了屁股上的肉。有一次红梅被钉子扎中了，她啊呀的尖叫把天花板上的灰尘震得纷纷落下来，可醒来后，瞌睡依然在眼皮上黏拽粘贴着。她说：“爱军，我们怕熬不过去这份酷刑哩。”我说：“你瞌睡得受不了？”她说：“早晚我俩得从凳上摔下去成为现行反革命。”我说：“事情往往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转机也就出现了，胜利也就出现了。”她说：“我脚麻、腿软，眼皮酸，我怕是坚持不了多久啦。”我说：“你抓住凳沿闭着眼，一边放心大胆地打盹儿，一边用心听我数数儿，数到十你就睁开眼，睁不开了我叫你。”她就抓住凳沿把眼睛闭上了，我一边查数儿，一边盯着她，看她头有些歪了就忙叫醒她。我们就这样一人打瞌睡，一人查着数儿在观察，数到十或十几就把对方从瞌睡中叫醒来。我们用我们的毅力和智慧终于把那漫长的一夜打发过去了。天亮时，那个年轻的士兵拿着刚刷过牙的牙缸、牙刷把门打开后，他把牙缸、牙刷放在门里脚地上，把那四行水波纹的毛主席像胡乱地往两边挤挪着，腾出一条路，露出两行莫名其妙、笔画简单的粉笔汉字或部首，从那汉字中间到高凳面前立下来，瞅瞅两凳间的毛主席像，见没有脚印或别的痕迹儿，便弯下腰借着从门口射过来的日光，去那像上找脚纹或手纹。当他认定我们没有踩那张毛主席的巨像时，又去看我们凳后、凳左、凳右的画像和语录。他至少在那凳子周围看了十分钟，终于确认我们一夜没有走下凳子时，便一脸惊异地抬头瞟着我们俩。我说：“我们真的一夜没下去。”他说：“你们是第一例在这凳上坚持了一夜的。”我说：“我们又饥又饿，你们总得让我们吃些啥，哪怕让我俩喝上一口汤。”他说：“有吃的，也有喝的，可我让你们吃喝了，怕就该我站到那凳子上去了。”我说：“不能不讲一点人道主义吧。”他说：“交待吧。交待了你们就可以从凳子上下来了，别到最后不仅老实交待了，还又罪加一等成了现行反革命。”我试探地问，“让我们说啥呢？”他冷冷地望着我：“你问我？犯了啥罪你自己最清楚，不想说你就在凳上等着罪加一等吧。”这样说完，他又开始倒退着走，把挪到边上的石膏像重又一个一个放回原处里。有时候，似乎是忘记了那个石膏像应该在哪儿，他会把石膏像倒过来，看看像底，又看看地上的简易汉字或部首，换一个石膏像放到那个汉字或者部首上。他的这一举动，入迷地吸引了我和红梅，我们听不清他嘴里嘟嘟囔囔说了啥，可我们看见他嘴一张一合，念念有词，看见了他挪开石膏像的中间靠我们这边的两行水波纹像下的汉字和部首，第一行的前面五个是“五、山、委、辶、月”第二行前面五个是“人、水、水、扌、云”，后边的看不清楚了，也记不清楚了。为了把这两行十个汉字和部首迅速刻在脑子里，我立马把它变成两句话：“五山委走月，人水水手云”。待那年轻士兵退出审讯室，我把这两句话在脑里念一遍，望着红梅说。“你记住那像下的字儿没？”她说：“我记了七、八个，前面是五、山、委和啥，后四个是人、水、水和手。”我说：“你知道啥意思？”她说：“知道了我们就可以走下凳子啦。”我们开始猜测“五、山、委、辶、月”和“人、水、水、扌、云”这十个汉字和部首与毛主席像是啥关系，每个汉字和部首所代表的毛主席像为啥一定要面西，或者面向东。我们知道每个字或部首都表示一座像，可不知道每个字与字或与部首之间到底啥联系。我们很长时间沉浸在那种游戏的猜测中，想以此忘掉饥饿、口渴和困顿，以此打发难奈的时间，以期让它从我们面前尽快走过去。我们猜想笔画多的字是代表大一点的石膏像，可发现压在八画的“委”字上的石膏像却恰恰是毛主席的半身像，仅有拳头那么大。我们猜也许是笔画少才代表体积大的石膏像，可我们又发现一个一尺多高的毛主席全身像正好压在有四画的云字上，而仅有两画的人字上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石膏像。我们猜想字儿上的像都是面向东，或者东南和东北，却发现偏旁部首上的像也是面向东。我们猜凡是部首上的像都是面向西，或者西南和西北，可“氵”上的像又偏偏是面向正东方。我们猜每个字或部首组成起来一定是一句话或是一个成语，再或一句诗，可我们往死胡同里追究都没想出“五、山、委、走、月”是啥含意儿，没想出“人、水、水、手、云”到底含着啥意义。但我们认定上句的“月”和下句的“云”一定是对仗相应的。我们想尽了我们所知的唐诗和宋词，想尽了我们能背下的可怜的几句古诗中有“云”有“月”的句子，却都不能和“五山委走月、人水水手云”牵连起来，让它们发生某种联系，而使打开革命阵图的钥匙突然出现在面前。我们能背毛主席的全部诗和词，可毛主席的诗胸怀全人类，大气又磅礴，压根儿在毛主席的诗中找不到吟云弄月的句子和唱吟杨柳的意境。我们在猜想那字和部首的过程中，最终走进了死胡同，就像走进一间黑屋门被关死了，像走进一条沟里迎面撞来了悬崖和峭壁，我们不得不扭头重新走回来。“我们怕死都猜不出那些字和部首是啥意思。”红梅说完，把目光从那四行水波纹的石膏像上移开了。这当儿，我看见不知啥儿时候被推开的天窗前又有哨兵在晃动，看见日光从窗前射进来，像一个探照灯的光。时间大约已是半晌儿，从那日光中我感到了有炎热开始在屋里漫散着。红梅站着在揉她的膝盖儿，在捏她的小腿肚，捏完了又用拳头在撞她的脚面和脚跟。我们已经在那凳上站着、蹲着过了一夜大半天，最少15个小时了，如果今天关书记不派人来和我们谈，我们就要在那凳上再蹲一天又一夜。这一天又一夜，如何让我们蹲蹲站站、站站蹲蹲熬过去，成了最残酷的斗争和敌人，不消说，最终败将下去的可能是我们。可我们不能在没有经过正式的谈话———哪怕是审讯，就把一切说出来，不能在壮志未酬时就把我们自己出卖掉。我们必须要见到地委关书记。我们毕竟是关书记赏识的红色接班人，也许因为我们革命的功绩和成就，关书记会把我们的过错一笔勾销的。至少说，关书记官大量大，一定会宽大我们的。刘处长在最终离开我们时，不是说：“有人杀过十几个人还照样当官呢，你们的事有啥儿大不了。”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革命中的规律和逻辑关书记不会不明白，不会不通达。重要的是，我们要等关书记来，最少等关书记亲自派人来。而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难熬的时间打发掉，设法在那五寸宽、八寸长的凳面上，让自己忘掉口渴、饥饿、腰酸、腿困、筋疼和脚麻，千千万万不能从凳上掉下来，不能一脚踩到毛主席的像上去。红梅说：“爱军，今天会有人提审我们吗？”我说：“不管提审不提审，我们都不能掉到凳子下。”红梅说：“爱军，今儿白天熬不到黑，我就会从凳上栽下去，就会踩到毛主席像上的，我的两个小腿和脚脖已经肿得和发面一样了。”我让红梅把裤子撸起来，果然她的脚脖和小腿一样粗，又明又亮，闪闪发光。她说：“咋办呢？我们就在这凳上等死吗？”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她说不想听。我说有个人特别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比你比我的思想觉悟还要高。他听说成千上万的学生都可以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我为啥儿不去一趟北京天安门？于是，他卖了猪、卖了羊、卖了家里的粮和树木，拿着钱千里迢迢往北京赶去了，坐汽车、坐火车，不通车的山路他就步行着走，从秋走到夏，又从夏走到秋，终于就到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大广场，你猜他站在那广场的中央说了一句啥？红梅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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