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代缺少英雄气概，但却是一个充满生活质感和文人气息的时代。如果生在帝王家那在两宋真是不幸，而如果是我等小民，读了几本书，家有几亩田，倒是宁愿在那个科举完备，名相辈出的时代——总有个出头之日。文人当政在北宋大行其道，从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到王安石、苏轼、张先、宋祈，哪个不是大家。那个时候没有文联、作协之类组织，没有哪个是专职作家和诗人，更不要说后来的辛弃疾、陆游了。相比晚唐时的抑郁不得志的文人，他们总有过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正因为如此想到他们的时候总不能以纯粹的诗家词人的心待之，心思繁复，牵扯尤多。

《蝶恋花》和《如梦令》这两个词牌就跟晏殊和苏轼有关，并不是自他们手上创制，确都因他们而始有这样美丽清雅的名字，北宋的审美风尚由此可见一斑。这让我想起在博物馆看瓷器，排在前面的唐瓷华丽洋气，排在后面的明清瓷大红大绿，精工俗艳。而宋瓷或影青，或黑褐，或纯白，纤巧传神，这是一个以士大夫的眼光为社会标准的时代，耐人寻味。

《蝶恋花》由晏殊自敦煌曲子词《鹊踏枝》改名，《如梦令》由苏轼自后唐庄宗《忆仙姿》改名。

唐代产于西域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大量传入中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合，产生了燕乐。燕乐中很多曲调本来就是民间歌谣的曲调，而民间歌谣本来就是有曲有辞的，像自然朴实、感情直率的敦煌曲子词，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词最初的形态和特征。这种来自民间的艺术带着活泼的生气。《鹊踏枝》就是其中一首：“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是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古时候，天地浑然，人也是自然，花鸟鱼虫都跟人亲，看到喜鹊心头就喜了，其实跟鸟儿何干？捉了来又问鸟儿凭何报喜，真正没有道理。所以鸟儿回答她，想要征人早回来，你赶快放了我。这是一个生动的生活场景，绝非士大夫所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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