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他在圣母院里戴流苏。当学生中间刚刚开始时兴这种羊毛小球的时候，他就很少再戴它了。有几次，我们三个人课间休息时站在校园里的那几棵栗子树下，海阔天空地瞎聊，还不时地提到这个羊毛的玩艺儿。

马尔克先将流苏从脖子上取了下来，但是当第二遍休息铃响过之后，他又犹犹豫豫地把它重新系上了，因为没有更好的替代物。

一天，我们学校的一个毕业生第一次从前线回到母校。他在途中拜谒了“元首大本营”①；于是脖子上挂了那枚令人梦寐以求的“糖块”②。当时，我们正在上课，一阵不寻常的铃声把我们唤进札堂。礼堂的主席台上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没有站在讲台的后面，而是站在它的旁边，脖子上挂着那枚“糖块”，身后是三扇高大的窗户和几盆大叶子的绿色植物。学校的全体教师在他的后面围成一个半圆形。那张淡红色的小嘴冲着我们脑袋的上方一个劲儿地说着。他还不时地做出一些解释性的动作。约阿希姆?马尔克坐在我和席林的前面一排。我看见，他的耳朵先是变得苍白，继而又变得通红，腰板儿直直地靠着椅背，两只手一左一右地摸了摸脖子，又掐掐咽喉，最后将一样东西扔到了长椅下面。我想，那准是流苏——红绿相间的羊毛小球。

起初，这位当上了空军少尉的年轻人说话声音很低，而且有些结结巴巴，口舌笨拙得可爱，有好几次还羞得面红耳赤。他的讲话没能立刻产生鼓动人心的效果：“你们别以为这和打兔子是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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