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接受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苦难必须变成爱情。

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我必须超越那个我失望的个人爱情，达到意义更为广泛的爱情，必须把我给他的情感给予整个人生。

—《日记》

1920年12月19日

如果1918年去班达尔是一个错误，那么去战后的意大利则是另一个错误。凯瑟琳“天主教的表亲”——实际上是非亲非故的富勒顿小姐——使她摆脱了那个处境，希望她能恢复健康，能使她皈依她们的信仰。她们两方面都难以成功，但是她们的关心和支持给了她力量，使她能够开始勇敢地孤军奋战，借助她们不能理解的方式，发挥自己全新的既是宗教性又是创造性的才能，她的敌人是绝望——默里用到这个阴暗的字眼时她非常痛恨，而她对付绝望的上策是她对外面世界的热爱，以及创作可与之相比的完美艺术品的热情。在芒通度过的这一年内，作为恋爱中的妇女，凯瑟琳尝试写作的东西包含了她个人的命运以及另一更广泛的内容，即超越了个人作为战后艺术家的内容。也许当她独自呆在洛尔的旅馆时，就开始想到自己的死亡，至少是第一次将此想法记述下来。在那儿的一个多星期内，她写作《已婚男人的故事》，同时也感到可以“在狂热的工作中忘却忧郁”。但是，接着在那封给默里、但未寄出的信中，她描绘了独自度过的焦虑不安的夜晚，她长时间地坐着凝视地板，独自想着自己一定会死，正在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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