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乘军用卡车从德涅斯特河上的雷布尼察到蒂拉斯波耳去。我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司机并肩坐在司机台上。

车轮下面扬起了一团团太阳晒热了的褐色的尘土。周遭的一切——小房、葵花、洋槐和枯干的草——都覆满了这种粗糙的尘土。

在暗淡的天空上，日影朦胧。铝制军用水壶里的水很热，有一股胶皮的气味。德涅斯特河对岸炮声隆隆。

在车厢里坐着几个年轻的陆军中尉。有时，他们用拳头敲打司机台的顶盖，喊着：“空袭！”司机便停下卡车，我们都跳下去，跑到离大路远一点的地方趴下来。德国的黑色“麦歇尔”立刻往大路上俯冲下来，发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声音。

有时他们发现我们，便用机关枪扫射。不过，侥幸得很，谁也没受伤。子弹把尘土打得直飞。“麦歇尔”不见了，只剩下由于晒热了的土地而使人感到周身发热，脑袋里嗡嗡发响和口渴。

在一次这样的空袭之后，司机忽然问我说：“您躺在子弹下面的时候，想些什么。回想过去吗？”

“是的，”我回答说。

“我也回忆过去，”司机停一下说。“我常常想起我们科斯特罗姆的森林。若是能够活着，回到家乡去，我要求作一个管林员。带着老婆——她很安详，满漂亮——女儿，住在看守所里。您相信吗，我一想到这儿，心就跳。可是一个司机不许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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