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文艺营开幕式上的讲演

我称自己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自然是带点戏言意味的。这其中有我的几许苦恼和几许乐趣。我想，像我这样游散于祖国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华语写作的人，会体味我的苦乐参半的，感受。

所谓“游牧”无非是指我们从地理到心理的社会位置：既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里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

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我们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一种无形的苦旅，一种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离情别绪），于是，我们的语言有了独特的声调、语气。

对于我来说，没有不好的故事，只有讲得不好的故事。海外作家的迁移——这个似乎永远未完成，有时己翻越了几个世纪的迁移过程使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说。然而述说故事的语言决定它是否有听众，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语语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语语境，即在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拥有尽可能大的听众群。我们与第二故乡（我们所移居的国度）的人们共享同一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存经验，这似乎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优势，使我们笔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为易被认同（而不像许多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审美首先要具备对大陆半个世纪来的历史知识，包括对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所发生的特殊环境与语言之知识）。这种语言习惯甚至比方言或术语更难懂得。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国的流亡作家普宁、那波可夫，犹太的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语语境之外，以母语写作。参照这些作家，我们这些中国文学的“游牧者”们并没有跻身于那个更为环球性的文学“游牧部落”中去。同样，似乎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在中国本土的文坛上，也只有一个近乎虚设的位置。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对于中国读者是遥远的，是不切题的。他们对我们的语言感到别具风情，但这语言所砌筑的故事仅使他们好奇，整体上是只能类属中国文学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不能进入主流。这似乎又让我们感到劣势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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