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说的形式重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在近年多有涌现。但从一个女性视角来解读当初发生在中国的大屠杀事实，并能够成功将血腥暴力与民族尊严再度嵌入今人的心坎，那无疑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张纯如完成英文版本的《南京大屠杀》后不久便长辞人间，战争的罪恶与恐怖足以使一个心智完整的女性陷于无所解救的困境，最终以生命的了结声张自己无声的抗议。而历来被小说评论界看好的严歌苓，着手创作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下的以人物命途为题材的小说，应当是接触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或者转手的资料，大量残酷的铁证并没有击垮严歌苓，她在2005年日本军队投降60周年的时刻，用笔书写对侵略者毫无人道可言的大屠戮的愤怒，对以身反抗阴毒势力的那群女人那群国际使者投以同情的目光和赞许的喝彩。感性的描述战争中小人物的命运或许比冷冰冰的事实更能使人触摸到历史的苍凉，以及冷的兵器与热的身躯一并毁灭的震撼。看过《金陵十三钗》的读者无不对尘封的历史重燃起这样或者那样的情感来，也许它的价值就在于此。不忘历史不忘灾难该是一个民族的秉性。

1.多种叙事手法的变换

作者以自叙的口吻，讲述她的姨妈书娟在1937年12月南京城的所见所闻。用一个老者的回忆作为切入口，进行全篇的布局，把读者的目光直接引向炮火纷飞的现场。这是个高明而实用的手笔。如果以姨妈作为当事人来复述自我的经历，反而没有比作为第三方听证的作者的引述更加扣人心弦。因为作者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以一个听众的身份亦兼以叙述者的姿态与读者交流，这种直面交流相当直接有效。而且引述的方式避免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困境，这种方式的自由在于它可以调节叙事节奏，插入作者回顾起历史来的看法及作者与读者的潜性对话。比如说《金陵十三钗》里多次写起教堂以外侵略军对中国人所犯的罪行，要换作第一人称来写显得拘谨，第一人称本身的局限使它不适宜在这篇小说里采用。“我姨妈书娟”是个自由游弋的个体，偶尔消失于文本也不会破坏整体感，反而使我们更深入地接触那段历史的其它人其它事。这些人这些事构成小说的要素，比如装扮成唱诗班的十三个青楼女子的执意投险，刺杀的片段作为小说的最后一幕，却被演绎成不倒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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