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湘军的再次大败和河防之策的彻底破产，给官文抓到了报复的把柄。官文现在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京师本来就有一大批曾氏兄弟的反对派，他们之中一部分出于正统观念，认为一家兄弟两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抚，且功盖天下，不是国家之福，尽管有裁军自抑之举，仍是隐患。这中间有满人、蒙人，也有不少汉人。一部分是嫉妒眼红。这中间多为满蒙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让别人发挥才干，便以汉人宜防的祖训，不断地提醒规劝太后、皇上。现在曾氏兄弟军事失败了，这两部分人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一下，以示天威而杜异心。官文本人位高权重，钱多势大，他并不买曾国藩密保的帐，指使、收买一批言官上书弹劾，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我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的流动作战的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的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的手里。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的制胜之策便是围堵。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的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的战略，与孙传庭的办法是一致的。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的，决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现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的机会。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的一味蛮干，硬拼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我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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