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上海电视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十月九日是世界邮政日，"三色呼拉圈"节目和市邮政管理局共同搞一个纪念活动，要我也去谈谈关于"信"。他还说，你们作家的信件最多，一定有很多体会。我立刻推脱了，我不太愿意到处去谈话，像个社会活动家，何况，要把"信"和"作家"联系起来，似乎也有点勉强。那位朋友不甘心，让我考虑考虑，晚上再来电话。我想，没什么好考虑的，谈话和写文章一样，总得有感而发，还要"发"得精彩，但关于"信"，我心里好像没有非要说点什么的冲动和感触。可一放下电话，我眼前突然涌来一片白茫茫的雾，把一切都遮掩了，那浓浓的雾如飘来纷纷扬扬的大雪。不，不是雾，就是雪。

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些久远的记忆被翻卷的雪花搅动，像五铧犁正破开着沉睡的土地滚出了一道黑油油的泥浪和一张黑黝黝的脸庞。那张黑黝黝的脸，是刻骨铭心的，那么年轻，那么热情，那么漂亮，但她消失了，而她的消失就是为"信"——我永远忘不了北大荒的那个冬天，棉絮似的大雪下个不停，整整一星期，满山遍野都被积雪封住，断了电话，断了交通，送信的邮递员也来不了。不通车不通信不通电话的日子，是多么寂寞，尤其是在这么遥远偏僻的边疆。我感到好像被抛弃在孤岛上望眼欲穿地想看到海面上有船影出现。有两天夜里，我睡不着了，想家想妈妈想同学，想着在县城的邮局里一定有我好几封信。离开家远走高飞了，我才体会到"家书抵千金"这诗句的含义，千真万确的。我甚至想过，只要雪下得小一点，只要趟雪能迈步，我就鼓动几个人结伴去县城取信。真的，大家都有点熬不下去了，被封闭得心慌神躁。好在，第八天清早，雪终于停了，连队要派车去县城采购食品用品什么的。一听说有车去县城，大伙儿不约而同又争先恐后想跟车去县城的邮局拿信。连长说，这辆车还要到县招待所接人，驾驶室坐不下，让我们再耐心等一两天，邮递员肯定会把信和报纸送来的。还要等一两天？真的没耐心了，没有人能够等了。我说，我去，我可以坐在车厢里，就是冷一点，反正冷惯了，夜里去北大河拉沙子，我们都坐在车厢里的。连长犹豫了。这时，她从我背后窜出，冲到连长面前，仰起她那张黑黝黝的生动活泼的脸请战似地央求道："连长，我去，让我去，我顺便给食堂买作料。"她回头瞥我一眼，笑了，"你是连队文书，很忙的，我去吧。"我也会心地一笑。她去我去是一样的。我们是好朋友，都是上海的知青，我们俩都喜欢写写画画，我们一起负责连队的黑板报。她跟车去了县城，是吃过早饭走的。而午饭以后，男宿舍和女宿舍几乎都空了，大家都不由地聚到连部里等待着她取信回来。等到两点多钟，远远地听到车声了，所有的人都跑出来，迎在大道上。车开得很慢，好像开累了开不动了。我拔腿朝车奔过去，心口突突地跳起来，跳得有点慌乱有点奇怪。是因为盼信盼得太急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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