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妮妮送来一盘录相带。乘格兰去上课，乔红梅把它放在自己的录相机上看起来。

桔红色三角梅的拱门。消防塔塔尖。又漂亮又没用的男友入画，按门铃。门开，露出一个二十来岁女孩的脸，镜头推进，女孩直是摇头。男的掏出证件（伪造的记者证）女孩看了证件一眼，耸耸肩，笑了笑，允许几个提问。她半个身体在门内，半个身体在门外，是接受采访的老手了（从七岁就跟媒体打交道）。问她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怀疑父亲的冤案的。十四岁。她说。什么引起的呢？“我父亲给我的遗书，他预先给我写了许多封遗书，交到他律师那里，请律师每年在重要节日或我的生日前，给我寄一封。每一封信都根据我的成熟程度渐渐变得复杂，深沉。他总在猜测我的高度、体重，学习成绩，要我记住，这是父亲离开我的第几个年头。他还为我列出书单，并在下封信里问我书单里的书我是否读过。他在信的结尾总要我相信，父亲从来没有伤害过我，并永远爱我，保佑我。十四岁的生日，我照例收到一封信，里面还夹了一对玻璃珠耳环。是小孩戴的那种可笑的首饰。他说我七岁时一次和他上街，一定要他给我买这副耳环，他坚持不买，说小孩不该戴首饰。他一直为此内疚。现在我十四岁了，可以戴首饰了，希望我还喜欢这对耳环。”

女孩讲到此低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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